在績效至上的社會中自我規訓：讀韓炳哲《倦怠社會》

提到德國當代的明星哲學家，莫過於馬庫斯．加布里爾（Markus Gabriel）與韓炳哲（Byung-Chul Han）。兩人都是學院出身，前者擅長德國觀念論（Deutscher Idealismus），並於二十八歲成為了德國史上最年輕的哲學教授；後者深受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影響，擅長以哲學角度剖析社會現象。儘管韓炳哲著作等身，但真正使他開始受到關注的是出版於二〇一〇年的《倦怠社會》（Müdigkeitsgesellschaft）。自此開始，他的探討題材日益親民，但在貼近大眾生活之餘，未失學術嚴謹。

從《倦怠社會》的書名可以明顯看出，韓炳哲欲剖析的是當代民眾在生活中感到倦怠的現象。然而，這種「倦怠」儘管同樣是一種「無能為力」，指的卻不是懶散怠惰，而是相反的汲汲營營，亦即對於放鬆無能為力。韓炳哲將其視為二十一世紀的文明病，並可能導致壓力、過勞與憂鬱症。對此現象，他歸因於當代社會對「正向積極」的鼓吹，並稱之為績效導向的「功績社會」。因此，他在書中對「功績社會」與「倦怠」之間的緊密關聯進行了釐清。

儘管韓炳哲認為，如今的「功績社會」與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過去所稱的「規訓社會」有所不同，但在他的分析模型中，仍能明顯看見傅柯權力理論的影子，因此說是更新版也不爲過。傅柯在他一九七五年的著作《規訓與懲罰》（又稱《監視與懲罰》）中，以邊沁（Jeremy Bentham）的圓形監獄為例，解釋了一種心理上的約束：在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圓形監獄中，看守的塔台矗立於中央，而這種環視效果會使囚犯產生隨時都被監控的感覺，因此不敢輕舉妄動，進而達到規訓之目的（類似孩子雖然沒看見媽媽，但因為知道媽媽在家而不敢搗亂）。藉此，獄方不用透過肉體強迫就能施展權力，而傅柯將此約束模型套用於學校、軍隊與工廠等場所，並稱實現此紀律的社會為「規訓社會」。

然而，韓炳哲眼中的「功績社會」卻不是如此運作，因為外部權力如今並沒有對民眾進行積極的鞭策，而是透過相反的「鼓勵」。換句話說，未達到期望的人不會受到懲罰，但達到期望的人會獲得鼓勵。在此方面，韓炳哲將自己的論述與傅柯的權力理論進行了關鍵的區別。如此一來，儘管同樣都面對了一個外部權力，且民眾都基於心理因素進行服從，但「規訓社會」中的民眾顯然感到畏懼，且是不情願的；「功績社會」中的民眾則相反地內化了這套標準，並進行自我約束。

顯然，這兩種權力機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運行，而對於「功績社會」造成的「倦怠」現象，韓炳哲透過醫學的免疫概念進行說明。他將試圖侵犯民眾的外部權力比喻為病毒，而自體免疫系統通常會進行抵抗，但這是對傅柯的「規訓社會」而言。在韓炳哲的「功績社會」中，外部權力因為不是透過「懲罰」，而是透過「鼓勵」對民眾進行規訓，因此這種病毒並不具備直接的侵略性。民眾之所以會感到倦怠，亦即對於放鬆無能為力，是因為這種病毒引發了類似自體免疫疾病的現象，使民眾主動地進行「自我剝削」。因此，表面上的自我要求與自我實現，實則受到外部權力的擺佈。如此一來，造成「倦怠」的權力機制，其作用方向顯然不是直接地由外而內、從社會到個人，而是間接地從內部發動，使民眾同時成為受害者與加害者。

至此，儘管民眾「倦怠」的病因獲得了釐清，但「功績社會」這個病源並沒有被解決，而處方籤亦沒有看到。一如傅柯所說的，光是對既成事實進行批判並沒有意義，因為無法帶來改變；不如對形成原因加以釐清，或許還能從中找到解答。然而，儘管書中有資本主義批判的影子，但韓炳哲並未對「功績社會」的形成做更深入的探討，只表示民眾之所以會對放鬆無能為力，是因為社會中的同儕（非外部權力本身）常會以共犯之姿，將他人貼上諸如「懶散」與「怠惰」一類的負面標籤。然而，儘管「無為」在社會眼中常具有負面意涵，在韓炳哲眼中卻是不被外力牽著走的正面概念。他認為，「無為」在躁動的當代是一個難以達到的狀態，卻也是民眾在面對此議題時能做與該做的；因為既然身處於這個社會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民眾只能調整自己面對負面標籤的心態，並找回屬於自己的人生步調。

對於「功績社會」的形成，背後必然隱藏了一個推動的權力機制，而那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真正關鍵。雖然要釐清並不容易，但韓炳哲熟知權力理論，並在二〇〇五年出版過《權力是什麼？》（Was ist Macht?）一書，裡頭包含了他自己與對其他哲學家的權力理論見解，因此並非做不到。他在《倦怠社會》這本書中，將大部分的篇幅聚焦於現象形成後的分析，而提供的解答僅以個人為出發點。雖然清楚地說明了「功績社會」與「倦怠」之間的關聯，但認為「社會的問題就該社會地解決」的讀者，可能會感到有些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