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地方派系抬頭，成中國統戰新破口?
民進黨在蔡英文、賴清德前後兩任黨主席領導下，連續三次在總統大選中勝出，一舉打破台灣民主化之後，中央執政8年必然政黨輪替的民意擺盪，民進黨創下建黨以來，中央執政最長紀錄。相對之下，國民黨連續在總統選舉失利，卻在2018年、2022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成功達成「地方包圍中央」。
這個結果，不僅說明當前中央政府與多數地方政府分屬藍、綠兩大黨的政治現實，更可作為觀察國民黨長期失去中央執政之後，政黨發展與內部權力結構轉變的重要切入點。簡言之，被地方包圍的並不只是執政的民進黨，就連國民黨中央，如今也必須處處關照、攏絡地方實力領袖；「百年老店」被迫轉型，黨中央必須與地方實力領袖分享權力，黨的主導權不再完全由台北總公司獨攬。
地方實力派政治領袖崛起，削弱國民黨中央領導威信
國民黨從最初劫收日產，接著利用黨國一體之便發展黨營事業，在過去數十年間累積驚人的巨額資產，這意味著，誰掌握黨中央，就等於掌握了上看千億以上的豐沛金脈資源。直到2016年，民進黨首次取得國會多數席次，過去遭藍營阻擋多年的轉型正義立法工作終於得以順利推動，國民黨開始面臨國家追討威權時期不當黨產。
失去中央執政、面臨不當黨產追討，黨中央可用資源大幅衰減，堪稱江河日下；與此同時，掌握地方政府資源的黨籍地方首長，政治份量與影響力卻日益提升。
由於直轄市長擁有龐大行政資源，亦有政務官與機要席位可供招攬、培養自家幕僚團隊班底；即便是人口與預算較少的農業縣市，地方派系領袖若能掌握農漁會、農產運銷、同鄉會、產業公協會等重要組織，有能力動員大量黨員，就能影響黨主席、中常委選舉。儘管這種由下而上「地方影響黨中央」的情況，符合今日民主政治運作邏輯，卻與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中央上對下支配地方派系呈現強烈對比。
我們從最近三次總統大選可以觀察到，國民黨皆由現任直轄市長「帶職參選」，反觀掌握黨權的國民黨主席，除2016年朱立倫（同時也是新北市長）在「換柱」風波後親自上陣；後續無論是吳敦義、江啟臣或2021年10月再次擔任黨主席的朱立倫，都僅作為主持黨務及輔選工作的「抬轎者」，而非競逐執政權的總統大選舞台主角。黨主席並非當然總統候選人，擔任直轄市長才是角逐總統大選關鍵資格，甚至黨主席對於選戰策略主導若過於強勢，容易被外界質疑主席與總統候選人之間關係緊張，黨內出現「兩顆太陽」。
除此之外，有志於黨主席選舉者，往往必須尋求掌握眾多黨員票的強力地方派系支持，因此從近幾次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政治組」提名人選，外界往往便能研判時任黨主席與那些地方派系結盟交好。
黨團自主？還是肉桶自肥？立委提案反映出國民黨重心轉變
國民黨接連兩次在2018年、2022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雖然2024年總統大選失利，卻在立委選舉取得大幅進步，泛國民黨陣營拿下54席，屢屢透過「藍白合」過半優勢強行推動法案三讀通過，其中最具爭議性的「國會擴權修法」原本藍白兩黨志在必得，竟意外引發大型社會運動（青鳥運動），抗議法案未經正當程序審查卻以多數暴力強行三讀通過，迫使國民黨在本屆立法院第一會期尾聲轉趨低調。
隨著立法院成為目前台灣政壇首要戰場，我們也可以發現，國民黨區域立委的影響力與自主性明顯提升。
儘管國會擴權修法引發社會關注，不過若仔細觀察國民黨立委提案卻可發現，大多數藍營委員或許更關注滿足選區、支持者利益的修法提案。依據沃草整理本屆第一會期藍白法律提案就可發現，無論「花東交通三法」、《403 震災條例》、《財政收支劃分法》、《警消年改》、《老人福利法》、《公糧補貼》，以及已經三讀通過提高原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即使國民黨堂而皇之稱這些法案為「民生法案」，不過細觀其修法內容，無非都是慷國庫之慨，為特定立委選區討建設，或是討好傳統泛藍支持者的撒錢修法，堪稱「肉桶立法」具體案例。
攸關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源分配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國民黨黨團主張上調地方政府分配比例，外界估計修法後，每年將比原本多出5千億鉅額預算會被分配給地方政府，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將獲得更多經費可供運用，這對目前掌握大多數地方政府執政的國民黨籍首長而言，無疑是一大利多。國民黨睽違八年之後重新成為國會最大黨，將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提高地方政府分配比例列為強力推動的優先法案，頗有試圖鞏固地方執政版圖的用意。
從上述國民黨立委修法提案可以觀察到，多數提案都由立委基於選區或支持者利益而為之，而國民黨中央缺乏整體性、宏觀性的議題與政策藍圖規劃，在「黨團自主」的前提下，任憑立委們透過立法向中央政府討經費來滿足地方需求，竟成為本屆立法院國民黨團的運作主軸。
國民黨地方勢力影響力升高，就連中國也看在眼裡
綜前所述，本文回顧威權時期國民黨基於地方統治之需，與各縣市地方派系形成恩庇侍從體制，黨國獨佔國家暴力，並且操控政治席次與利益的收與放，威逼、利誘地方勢力服從統治。直到台灣民主轉型之後，選舉成為政黨取得政治權力最重要的管道，此時的國民黨，越來越依賴掌握地方組織動員的地方派系；2016年國民黨失去中央執政成為關鍵分水嶺，地方實力派政治人物在黨內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
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發生轉變，地方首長、選區立委在國民黨內份量升高，這個現象理所當然引起中國政府注意，近10年來，中國越來越重視與具備民意基礎與政治實力的泛藍縣市長、立法委員互動交流。
今（2024）年四月下旬，國民黨黨團總召傅崐萁率16位藍營立委，在立法院會期進行中，大動作高調前往中國參訪。事後，中國陸續針對訪團立委所在縣市「送福利」，例如開放中國人至馬祖、金門旅遊、捐贈組合屋給花蓮縣政府、開放花蓮縣所產文旦出口中國。
從上述事件我們不難發現，國民黨長期失去中央執政之後，黨中央領導權與威信逐漸衰弱，黨主席不必然就是總統候選人，因此對於中國政府而言，與其全然押寶國民黨中央，倒不如重點扶植地方實力派政治人物可能更具政治效益。中國政府更傾向幫助在野黨的直轄市、縣市首長、立委作政績，積極營造「兩岸一家親」、一家人有事好商量的溫情統戰攏絡手法。
地方包圍中央，竟成為中國統戰新路徑
回顧系列文首篇，國民黨自2018年以完成地方包圍中央，卻始終無法如2000年、2016年的民進黨一般，挾著廣大民意支持順利進取中央執政。許多國內平論者認為，國民黨無法擺脫「親中」形象，在總統大選全國單一選區中只能固守基本盤，難以獲得搖擺選民支持。
何以國民黨無法擺脫「九二共識」，提出足以說服多數選民認同的新論述？
除了馬英九、洪秀柱為代表的黨內深藍領袖與其支持者，始終懷抱「一個中國」的大中華意識形態，本文認為，中國將統戰魔手伸向國民黨籍地方首長、區域立委，藉由籠絡地方派系進而干預、影響國民黨內「兩岸政策」立場，也是國民黨難以調整政策論述的重要原因。
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國民黨在近兩次地方選舉獲得壓倒性勝利，但是伴隨黨中央領導威信下滑，而地方派系與實力派地方首長強勢崛起，中國順勢運用藉地方包圍黨中央，竟成為國民黨難以擺脫「親中」負面標籤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