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胖評《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從國語到「支語」，來自中國的二次語言衝擊

「支語」成為現今網路上臺灣人們爭吵的一個話題，為捍衛臺灣「國語」和中國普通話用語而展開爭論，更有外國學者認為語言已成政治戰場。1然而語言只有現今才與政治有關嗎？

普林斯頓大學陳怡君教授以這本《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追溯「國語」、「普通話」的起源、歷史和演變，指出近代中國和臺灣，語言向來是政治的戰場，也是弱者抵抗的武器。

國語運動源起與發展

華夏王朝過往以「書同文」解決各地族群語言歧異的情況，但近代漢人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中國民族主義」於焉誕生，他們以日本民族主義為師，相信像日本一樣，統一口語和文言一致是掃除文盲，創造和團結「中國」、「中華民族」的必需品，為了一統中國的「國語（Mandrian）」概念於焉誕生。

但是中國國力和內聚力不足，因此他們認為，內部必須先團結起來，負責國語事務的讀音統一會在1913年於焉創立，用以通過「國音標準」和拼音的注音符號。

不過，讀音統一會一開始就因南北紛爭出現歧異，會長吳稚暉和王照先後去職，最終由王璞負責帶領，確認注音符號作為拼音系統，並審定國音。隨後又出現持續不斷的紛爭，例如「誰的國音版本才是最正確的」、方言與國語關係的張力、鬥爭外國人的民族主義之爭、地域之爭，羅馬拼音、拉丁化與注音符號的爭端乃至版本多變，這與當時國內外政治局勢、新傳播媒介乃至常民之間的互動展開一場富有拉扯張力的運作。

政治動盪使得官方國語運動陷入停滯，直到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中國為止。因此知識分子們結合出版社、唱片公司和電影公司，透過書籍、留聲機和電影，持續推廣國音、聲調等標準不一的國語，王璞開其先，趙元任繼之，而現場教師們也持續努力。

不過，這個沒有統一標準的「國語」，不僅面臨師資的匱乏、「掃除文盲」和「語言統一」孰先孰重的困擾，更面臨「中國人民」的抵制。中國各地人民都是說自己的母語，但官方貶低地稱此為「方言」，強調國語的人們堅定要求說國語，然而教師自己也腔調不一，出版的參考標準也不一，更無語言環境，許多人講國語，反而遭到同事、同鄉、村民乃至家人嘲笑，說「講這個是甚麼話」、「是不是想做官想瘋啦」，在實用性低落和群體壓力下，往往人們上午學習，下午忘記。官方也無法使用強制力強迫說國語，畢竟蔣介石也說自己的母語，國語講習所等機構不普及，經費不足，因此難以推動。

國語支持者也動用政府人脈，推動廣播電台播送國語節目，但時數不多且十分無聊。又強迫電影業必須講國語，雖曾造就胡蝶等國語明星，然而更受市場歡迎者，仍然是母語電影，例如粵語電影。國民政府更動手打壓母語電影和扶植國語電影產業鏈，想藉此強化愛國熱情。

隨著中日戰爭爆發，使得中國政府和更多人們認為，透過識字和國語強化民族向心力一事更加迫切，要透過國語來強化邊疆民族的中國認同和向心力。

儘管發現邊疆民族與漢族的語言完全不同，但吳稚暉等國語支持者主張國語絕對不是要進行文化上的語言殖民，只是要教化邊疆民族，保衛中國邊疆。儘管成效不彰，但隨第二次世界大戰走向結束，中華民國將眼光投向臺灣。

強制臺灣「中國化」

當中國人來到臺灣，他們面臨的是有過國語經驗的臺灣人。臺灣人因日本政府的政策，以日語為國語，內部則有南島語族的語言、臺語、客語等本地人母語。然而，對於認定「光復臺灣」的中國人來說，講日語的台灣人是被「奴化」的「皇民」，必須像對邊疆民族那樣，用「國語」來教化他們「成為中國人」，使臺灣人「重回中國」的懷抱。

然而，語音不統、師資匱乏、教材分歧等中國都未曾解決的問題同樣上演，自中國赴台者，又以高人一等姿態歧視臺灣人，范壽康、陳儀等更以臺灣人說「日語」為由，傷害和剝奪他們眼中「同胞」臺灣人的權益，使得對立日深，最終爆發二二八事件。而之後大量湧入的中國人，率以各地中國方言當作國語教學，更使臺灣人莫衷一是，疏離國語。

不過，1946年成立的國語實驗小學最終成為國語教育推廣的實驗基地。1950年國語實小校長張希文以完全不懂國語的38名台灣兒童做為實驗對象，實驗新式的國語和注音教學，教師蔡雅琳更引入新的元素：教學四週後，禁止臺灣小孩說方言。

蔡雅琳的效果超出預期。不僅臺灣小孩能說流利國語，更會群體嘲笑「說母語」的小孩，認為「很奇怪」。這與當時在中國教學國語情境相反，當時是中國人會嘲笑說國語的人，並致力捍衛自己的語言。這種侵略式的直接教學方式、對本地人母語的嘲弄，搭配《國語日報》、國語演講比賽等方式，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強化國語教育的手段。

而為了避免軍中臺灣人團結造成威脅，不僅下達只能說國語的命令，更用「掛狗牌」羞辱講母語的臺灣士兵，強制改變語言習慣。眼見臺灣人以日語作為「弱者的武器」表示反抗，政府直指臺灣人「奴化」，僅透過強硬法令和行政命令壓制此情況，釀成諸多糾紛。

同時，政府對「山胞」進行「中國化」，卻又因老師口音不一，原住民上課光適應口音即有困難，又刻意調低教學內容水準，還採取失職教師從平地調往山區的政策，造成原住民教育水準落後於漢人，情況極為惡劣。

1959年，趙元任到臺灣，強調「國語」是對抗中共拉丁化和簡體字的有效武器。作為正統中國，中華民國需要國語來對抗中共，解除臺灣人的日本殖民遺毒，更是將臺灣與中國永遠連結起來的重要元素。然而，臺灣地方社會對此持續抵抗，母語和中國國語的衝突仍將繼續。

從國語到普通話

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1955年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推動標準語音的普通話、簡體漢字和漢語拼音的進程。不過困難接踵而至且成效不彰，嘲笑、鄙視同儕甚至老師的情況屢見不鮮，「寧賣祖宗壇，不賣祖宗言」的想法仍然在民眾心中根深柢固，加上政治運動太多，推廣熱情下降，流為敷衍塞責，而反右運動衝擊，普通話推廣更舉步維艱。

政治動員成為一種解決方式。隨著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浮誇浮報盛行下，普通話也成為一個浮誇指標，短時間統一口音的浮報接連出現，最知名為福建吳山鄉，強調仰賴黨的領導和群眾力量，達成多數人能說普通話的福建奇蹟。

但是當政治運動結束，加上1960年代初期解散全國普通話推廣委員會，普通話失去政治重要性，這使得中國人和少數民族取得以方言和母語抵抗普通話的空間。

兩岸異與同

1970年代末期，海峽兩岸加速了推動國語／普通話的進程。

文化大革命結束、推行「改革開放」後，普通話被視作「四個現代化」的工具。中國政府修正憲法、教育等相關法律以強調推廣普通話，1986年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組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語委）後，下定決心重新推行普通話。

隨著電視普及，透過對從業人員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嚴格要求、扮演國家領導人必須講普通話、普通話和方言比例調整、貶低方言為邊緣底層文化、設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等方式，政府相信普通話會在幾十年之後普及。

在臺灣，1975年《廣播電視法》強制方言節目應逐年減至百分之十以下；提高公務員講國語的要求；神聖化教師肩負國語教育的使命；在學校懲罰說母語的臺灣小孩，讓他們覺得講母語是種恥辱，但各省方言不會。

這不僅強化國語霸權，更嚴重貶低本地本地族群母語，使人們認為這是社經地位低落者的語言。國語推行委員會更推動法案，強制公共領域全面都說國語，違者重罰鉅款。

這引起巨大反彈，從使用母語的黨外運動、國會使用臺語質詢等方式，使用母語挑戰國語霸權的行動不斷，挑戰者們更用兩蔣國語說不好的情況，質疑國民黨對待臺灣人講母語的雙重標準。因為此時孫子女們已無法用母語與祖父母溝通了。而1988年，客家權益促進會發起「還我母語」遊行，並與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原運、農運、婦運等社會運動連結，展開權益爭取。

隨著民進黨在1992年立法院第一次全面改選中取得三分之一席次，領導國民黨的總統李登輝藉此逐步修正《廣電法》和語言政策，而1996年臺灣總統第一次直選，母語地位進一步提升，祖上來自中國、本來鄙視臺灣族群母語的政客們都聘請語言教練學習說本土母語，以爭取選票。不過，母語運動人士們推動給予母語和國語平等地位的「語言平等法」，卻遭後來國會擱置而胎死腹中，不過本書認為這象徵國語霸權已畫下句點。

結論：來自中國的第二次衝擊

本書呈現了一個動態的政治社會語言文化史，語言並非國家由上往下推行就能完成統一與普及，即使極權黨國體制亦如是，民間社會有其反抗與抵禦的方式，用來保護自己的母語，拖延政策的實施，因此直到2014年，中國仍然有四億人不會說或者不太會使用普通話。

國語政策對母語的消滅行動是個漸進過程，並非都一帆風順，也非知識分子腦中這麼容易與理想，以民族主義大旗推動國語的過程，也對社會、文化產生無比巨大的傷害，儘管這些傷害在他們眼中，只是建立中華民族和保衛中國的必要犧牲，他們對此不屑一顧，但這也呈現出語言與政治息息相關且不斷延續，絕非現今才出現關聯。

2018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各族群語言一律平等並予以保障的《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距離推動語言平等法已過了18年。但在這段期間，隨著母語世代逐漸老去，國語霸權反而更形穩固，中華民國未能在中國實現、讓所有人都講中國民族主義語言「國語」的那種中國人，在台灣約七年級以降的世代成功實現。

回顧支語爭論，本書引用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所言：「國語」這種共通語言將使臺灣這個叛亂省分和大陸之間得以重新接觸，此言不虛。周有光精準看見了國民黨國語政策的核心，而國民黨也完成了讓臺灣人重歸中國的連結。

隨著新傳播媒介的發展，支語得以滲透，筆者認為正是「國語」之故，只要保持國語主流的態勢，透過共同語言、社群平台、影視作品進行的文化和思想整合，是否無可避免？而捍衛由「國語」轉稱「臺灣華語」的支語警察有多努力，是否徒勞？這有解方嗎？或許透過閱讀這本書，諸位讀者可與我一道深思，推薦這本書給關心未來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