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謹安
台灣的90後世代,新竹竹東人。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歷史學系畢業,目前就讀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人類透過吸收周遭的訊息來認識外在世界,然而,錯誤資訊廣泛的存在各式媒介與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如果一個人被包覆在充滿錯誤訊息的泡泡裡,就會導致他對社會形成錯誤的認知與信念。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與英國脫歐公投後,人們開始關注假新聞所帶來的「後真相」(Post-truth)現象,為了理解為何個人信念逐漸取代真實證據,成為主導大眾進行決策的依據,科學家開始討論為何網路假新聞能夠「帶風向」左右人民的判斷。
進入門檻低、同溫層泡泡、對主流媒體不信任,讓網路平台成為假新聞溫床
「假新聞」的存在其實早就不是新聞,不過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讓「假新聞」有了散播的溫床,原因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首先,網路媒體的發展大幅地降低進入媒體產業的門檻與成本,每個人都可以架設新聞網站,透過網站流量來刊登廣告獲利,而其內容也不會經過傳統媒體既有的規範監督。
其二,除了社群媒體用戶持續增加,社群媒體演算法特性也讓它成為散播假新聞的溫床。歐盟執委會今年發表的《Understanding our political nature》報告中也提及社群媒體上誤導性資訊帶來的影響。社群媒體使用者透過演算法看到不同的內容,然而這類演算法通常基於如何獲得最大關注,而非立場平衡與真實性。此外,受眾本身也偏好選擇接觸與自己立場相符的資訊,讓不同意見的團體間思想隔離(ideological segregation)更嚴重。值得一提的是,歐盟報告也指出儘管社群媒體與受眾本身都選擇性提供或接觸自身立場相符的資訊,但思想越高度隔離的平台與內容,通常也包含較多相反立場論述。然而這反而助長個人政治立場極化的現象,因為人們傾向認同與自己意見相同的論述,卻缺乏意願與不同意見的人討論意見。
最後,民眾對主流媒體信任度下降,也有助於假新聞在社群媒體上影響力的提升。2018 年刊於 Science上的研究《The science of fake news》便指出,以美國為例,大眾對於大型媒體訊息的信任度在 2016 年達到新低點-平均僅 32%,其中又以保守派共和黨支持者對大型媒體信任度最低,僅 14%。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與社會政治立場的兩極化,使假新聞得以博取更多注意與目光。
假新聞的傳播比正確資訊更快、更遠
2018 年刊於 Science 的研究《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顯示錯誤訊息傳播的速度與觸及用戶數量都遠高於真實資訊。該研究以 126,000 則在 2006 年至 2017 年流通於 Twitter 上的真假訊息為樣本,討論真實與錯誤訊息在觸及用戶(Size)與轉推深度(Depth)的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在傳遞速度上,真實資訊要花費錯誤流言 6 倍的時間,才能觸及到 1,500 位讀者,而觸及數前 1% 的真實訊息僅能被 1,000 位左右用戶看見,而前 1% 的錯誤流言最高卻能觸及到 100,000 個用戶。而在傳遞深度,同樣要達到 Depth 10,真實資訊花費的時間是錯誤流言的 20 倍。
研究也發現,政治性流言傳遞得更快也更遠。政治性流言觸及 20,000 位用戶所花的時間比其他流言觸及 10,000 位用戶所花的時間還快 3 倍。
最後該研究也分析,假新聞較容易帶給讀者新鮮感,假新聞下留言內容較多驚訝、厭惡情緒字眼,真實訊息則較多悲傷、信任與期待。而人類決策中將新穎的資訊看得較為重要的偏好,或許與假新聞得以迅速、廣泛地傳遞有關。
為何人們愛傳假新聞:思考慣性產生的漏洞
我們已經知道比起真實訊息,假新聞能傳得更快更遠,但到底為什麼人們那麼容易相信並傳遞假新聞呢?學者們提出了兩種解釋:「動機推論」和「缺乏批判性思維」。
第一種解釋認為,人類的動機推論(Motivated reasoning)使讀者容易接受與自身立場相符的論述,卻難以接受與其立場牴觸的資訊,以避免認知失調帶來的負面情感。例如: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時,脫歐陣營政治人物同時也是現任英國首相的強森(Boris Johnson)提出「英國每週向歐盟支付 3.5 億英鎊的預算」的論述,儘管事後被證明是以片面資訊誤導選民,工黨與保守黨中的脫歐支持者中仍分別有 65% 與 64% 的比例相信。反之,工黨與保守黨中留歐支持者僅 20% 與 32% 的比例相信此論述。
此現象反而可能強化讀者對原先自己立場的信心,形成牢不易破的惡性循環。2010 年討論動機推論的研究顯示,當受試者接受到關於其支持候選人的負面資訊,受試者對於該候選人的支持度不減反增。然而動機推論也有極限,該研究也顯示當持續暴露在與個體認知不一致的訊息下,儘管最初會增加個體對原本信念的強度,但當不一致訊息到達臨界點,隨著認知失調帶來的焦慮與不確定感,讀者通常會重新檢視狀況並更新自己的認知。
第二種解釋則認為,接受假新聞源於讀者缺乏批判性思維,與資訊與讀者本身立場是否相同無關。科技進步降低接觸政治的成本也提高大眾對政治議題的興趣,然而對於資訊產生的過程與民主政治歷程的參與反而下降。相對於動機推論,人類擁有另一套不受個人信念與情感影響的認知處理歷程-解析性思考(analytic thinking)。但解析性思考需要耗費較多認知資源,大腦為求效率,通常不會使用耗資源的思考方式處理資訊,從而造成相信錯誤資訊的結果。
這樣的推論也在一篇 2019 年的研究獲得認證,該研究指出越傾向用解析性思考處理資訊的受試者,越能區辨真實新聞標題與假新聞標題;也不會因為新聞標題的政治光譜而影響民主黨與共和黨支持者判斷真偽的能力。因此,讀者並不是受到動機推論影響——因為既有立場而相信假新聞,而是缺乏以解析性思考處理資訊的習慣,才相信錯誤資訊,而此種慣性與年齡、性別與教育程度無關。
最後,關於批判性思維,一篇南加大傳播學院報告《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Disinformation Ecosystem》中提及:「部分錯誤資訊散播者自詡擁有良好的批判性思維,此種誤用在資訊過度極化的環境中使得批判思考無法有效地對抗錯誤資訊。」例如:部分地平說的支持者,認為應該以客觀、批判的角度審視世界,同時質疑對地球的主流認知。因此過度質疑現狀、主流意見的陰謀論者也較容易成為假新聞的消費與散播者。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最好的時代」:如何對抗假新聞
網路媒體的興起如同雙面刃,使資訊不易被壟斷與阻隔,公民能輕易參與公共議題,然而社群媒體上充斥的假新聞也侵蝕著民主社會的健康。目前不論是學者研究或官方報告均提出一些方案對抗假新聞,方案可分為兩部分:
其一,強化個人媒體識讀、利用事實查核網站破解假新聞。而以破解假新聞作法的效果目前研究結果較為分歧,部分研究延續動機推論的觀點認為與讀者立場相反的澄清資訊反而會強化其原先的信念。此外,人類處理資訊的熟悉偏誤(familiarity bias)可能導致受眾只記得假新聞的內容以及個人對新聞的感受,而非在何種脈絡下接觸資訊(澄清資訊),從而增加假新聞的曝光。
相對的,其他研究則對事後破解假新聞(Debunking)效果持正面態度,如前述提及動機推論的效果存在臨界點,反覆地暴露於澄清資訊仍然有助於對抗假新聞。另一種方式為提供可能出現的反駁或假新聞內容(Pre-bunking),當受眾事先被預警可能出現的假新聞與論述,便可提升其對原先正確資訊的信心。
然而假新聞生產的速度遠高於人工澄清謠言的速度,因此第二種方案仰賴演算法與機器人,從社群媒體平台結構性減少受眾暴露於假新聞的程度。由於社群媒體仰賴投放廣告帶來收益,因此過去資訊呈現的演算法以取得最大關注為目標。若將資訊的品質與真實性納入演算法考慮範圍,或是呈現訊息時提供訊息可靠程度給受眾做判斷,便能減少受眾暴露在錯誤訊息下的威脅,如 Facebook 便宣布將訊息品質納入計算內容呈現所使用的演算法中。Twitter 則宣布封鎖與俄羅斯假新聞有關的帳號,並提醒其他用戶該類帳號可能散播錯誤資訊。最後,遏止假新聞的散播仍須仰賴公民媒體識讀意識的提升,以及政府完善與落實相關法規的執行最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