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人特別愛傳假新聞？個人特質在假新聞傳遞的角色

在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流通的資訊如同現代人五感的延伸，建構出人們視野不及之處的世界，同時也能利用錯誤資訊誤導矇騙閱聽人，塑造出平行世界的認知。《沃草》過去介紹了假新聞的定義與特質如何讓其能快速傳遞。此外，閱聽人本身的屬性也在訊息傳遞歷程中扮演要角，尤其在面對龐大紛亂的訊息時，個體間不同的選擇偏好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本篇便以閱聽人的角度切入，討論認知偏誤、個人差異與假新聞傳遞之間的關聯性。

你的大腦 hold 不住：資訊爆炸時代如何令我們更容易受騙？

2017 年國際電信聯盟表示全球行動寬頻使用者約有 40 億人，較 2010 年成長 5 倍之多。世界各國以驚人的速度跨入行動寬頻時代。

相對於不斷增加的使用者與訊息數量，大腦能運用的思考資源卻是有限的。一篇 2019 年的文獻便指出此種資訊增生（Information proliferation）現象為訊息生態系帶來兩種改變：第一，流傳的資訊量過多，需要彼此競爭閱聽人的注意力，能透過情緒性用語誘導閱聽人產生「認知偏誤」的假新聞因此有了競爭優勢；第二，資訊發達縮短了資訊傳遞到下一位閱聽人的時間（Information generation time），閱聽人能更快速的接收、選擇與分享偏好的訊息。

這兩個改變，令具有煽動性的假新聞具有前所未有的傳播能力。除了資訊科技進步造成假新聞在資訊傳遞鏈上的優勢，文獻中也提到閱聽人本身就會傾向選擇接受三種屬性的資訊，進而協助傳遞並擴散放大這類訊息在訊息市場上的比重：

1.與自身本身立場一致的訊息（Belief-Consistent information）

人們傾向尋找、記住與傳遞與本身立場相同的訊息。作為一種社交動物，人類本能地將訊息與其附帶立場解讀為帶有社交功能，而與自己立場一致的訊息有助於取得內團體（in-group）認同、避免威脅認同，讓我們更容易接受與自身立場接近的訊息。此外，閱聽人也較能理解、回憶與自身知識建構相符的資訊，因此，閱聽人即使意見和主流言論市場不同，仍會選擇注意相同立場的少數資訊，並受其影響。此種偏誤現象與資訊增生、演算法結合，更容易讓閱聽人被包圍在同一立場的同溫層內。

2.負面情緒訊息（Negative information）

人們通常對於負面訊息較為敏感，這被認為是承襲自演化下的產物－－對以生存為目的的祖先們而言，「避凶」比「趨吉」更重要。負面認知偏誤本身便可能造成訊息的失真並快速傳播，如 2014 年美國第一起伊波拉病毒確診後，推特上與病毒相關的貼文從每分鐘 100 則跳升到 6000 則。如邁阿密、華盛頓等城市的疑似病例經排除後仍出現病毒蔓延的謠傳，甚至開始有病毒能透過空氣、水與食物傳播的錯誤訊息。

美國伊波拉疫情的傳播案例，顯示偏誤不僅抓住民眾的目光，更進一步產生錯誤的輿論，令社會風險誇大（social risk amplification）果。對生命有無法預期、災難性、不易區辨威脅的內容，比其他訊息更容易誇大社會風險，導致恐慌。

3.社會性訊息（Social information）

人們的決策容易因從眾效應而受到社會意見的影響。一項 2006 年的研究顯示，當音樂聽眾能看到其他聽眾的偏好時，相較沒有接觸到此類訊息的獨立聽眾，更會表現出兩極化的歌曲好惡，即受歡迎的歌曲更多人喜歡、負評歌曲收到更多負評。同研究也發現獨立聽眾更富包容性、易於接受其他族群喜歡的音樂類型。這項研究，說明了暴露在社會訊息下的聽眾偏好，會很快地隨著所處的社群收斂。因此當議題相對簡單時，社會性訊息能幫助群體快速達成共識，然而當議題相對複雜，社會性訊息可能扼殺潛在的最佳解決方案。

左左右右，長老青壯，假新聞最愛的是……？

在瞭解人類偏好選取哪些資訊後，科學家們想進一步釐清的是：是否有特定的族群，更容易受到假訊息的危害？

一項以 3500 筆網路問卷為樣本，結合受試者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 Facebook 帳號活動進行分析的研究顯示：實際上 90 % 的受試者沒有分享任何一則假新聞，約 8.5 % 的受試者至少分享一則。

若以受試者性別、意識形帶、教育水準、收入、年齡與政治立場等變項加以分析，研究發現：共和黨使用者較民主黨使用者分享更多假新聞，而自認政治中立的使用者分享與共和黨使用者相近的假新聞數量。意識形態保守的使用者，也較持自由立場者傳遞更多假新聞。然而，該研究無法推論某族群之所以分享較多使用者結果是否肇因於他們暴露在充斥更多假訊息的環境中，也無法推論這是否是該族群使用者擁有特定特質所致。

有趣的是，分享貼文數越多的使用者反而傳遞越少的假新聞。學者認為，這群使用者可能對於資訊環境較熟悉，可以區辨假新聞，而不只是照單全收所有資訊。此外，從年齡群分析來看，超過 65 歲的老年人是容易散播假新聞的族群，其所分享的假新聞數量將近最年輕族群的 7 倍，即便考慮教育、思想立場等其他因素後，老年人仍明顯較其他年齡層更容易傳遞假新聞。

相似的結果也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驗證。2019 年一項以 16,442 位 Twitter 使用者為樣本的研究指出，樣本 0.1 %的使用者貢獻了 79.8 % 的假新聞分享數，而 1% 的使用者則接收了（exposure） 80% 的假新聞訊息，顯示大量分享與接觸假新聞的使用者實為整體樣本中的少數。研究者分別將這類極端使用者稱為「Super-sharers」與「Super-consumers」， Super-sharers 的使用者，平均1每日分享 71 則政治新聞連結，而一般使用者只有 0.1 次；Super-consumers 的使用者平均1每天接觸 4700 則政治新聞連結，而一般使用者為 49 則。這類帳號發文偶爾會參雜個人性評論，但絕大部分仍以轉推政治新聞連結為主，研究者認為這類帳號是人為控制的半自動化（cyborg）帳號，因此在後續分析中將其排除。

研究的分析結論，與前述 Facebook 的結果相似：老年人的確轉推較多的假新聞連結。此外，意識形態也與假新聞分享數量有關－－傾向美國共和黨的保守右派與極右派使用者，分別有 11% 與 21% 分享至少一次假新聞，而意識形態光譜傾向民主黨的偏左自由派則不到 5%。與先前提到的 Facebook 研究不同的是研究者這次觀察到：老年族群與偏保守派使用者都暴露在更多假新聞的威脅下——有 2.5% 的自由派使用者接收的政治訊息有 5% 以上為假新聞，而符合此條件的右派使用者卻多達 16.3 %！有趣的是，研究也發現：左派使用者分享較多與自身立場相同的假新聞，右派使用者則無此種傾向。

以上兩個針對不同社群平台的研究均指出：老年人是較容易受假新聞危害的族群。研究者們認為這可能出於兩種原因，其一是老年人對於新興數位媒體識讀較不熟悉，從而倚賴周遭熟人的意見與行為作為訊息可靠度的指標（social endorsement）；另一種解釋則認為這是老化影響個體認知功能所致，尤其是老年人記憶功能退化、更傾向進行動機推論（Motivated reasoning）。

個人認知功能、認知風格與假新聞辨識

在年齡與意識形態等人口變項外，，研究者也探討個人認知特質與假新聞的關聯。一項 2017 年的研究討論認知功能2更正錯誤訊息能力的差異，受試者被提供一段關於陌生女子的描述，其中包含負面誤導資訊，然後實驗者會澄清負面資訊其實是假的。研究在澄清前與澄清後分別測量受試者對該女的態度，結果發現儘管澄清後受試者均調整、提高評價，但認知功能較差者調整的幅度不如認知估能較佳者。這項研究顯示顯示，認知功能較佳者因思考較有彈性，可以快速更新資訊，事後澄清對他們效果較佳；但同樣暴露於錯誤資訊下，即便事後提供澄清資訊，假訊息對認知功能較差者的影響也不見得能消弭而。

研究者們也反覆驗證認知風格（cognitive style）3與閱聽人接受假新聞的關係。研究顯示，解析性思考（analytic thinking）能力較佳的閱聽人較能區辨假新聞以及一些不合理的論述；相較之下，直覺思考（intuitive thinking）的閱聽人則較容易受到假新聞的危害。有趣的是，對自己過度自信（overclaiming）的閱聽人也較容易將假新聞誤判為正確的訊息，該類閱聽人有較強自我彰顯傾向－由於這類閱聽人相信自己對於世間萬物萬事都了然於胸，，當他們遇到一個陳述時，往往不會進一步探究求證真實為何，這使他們更容易相信論理、證據薄弱的論述。

另外一項研究則顯示，擁有反射性開放思維（reflexive open-mindedness）4特質的閱聽人（例如上述過度自信的閱聽人）不僅容易受誤導性的資訊誤導，也容易被謬論影響。該研究將錯誤資訊劃分為誤導性假新聞與邏輯不通的謬論兩類，結果顯示：傾向將假新聞認定為事實者，同時也傾向認為謬論為可靠的。這些擁有反射性開放思維（reflexive open-mindedness）特質的人，過度開放接受各種資訊，但不擅於分辨論證基礎強的論述與胡謅的脆弱論述，從而成為錯誤論述流竄的推手。

假新聞與個體差異間關聯性的研究並非旨在撕裂或攻擊特定族群，而是希望能夠找出假新聞散布的社會基礎。瞭解假新聞與閱聽人屬性間的關係，便能提供閱聽人與政府實證研究證據基礎，進一步思考如何提升媒體識讀、培養公民應對能力，以防範假新聞對公民社會的滲透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