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另一起二二八的責任

一九八零年，距離二二八事件已逾三十年，但此議題仍是島上禁忌，要再過六年才有台灣人權促進會舉行紀念座談首開民間先例，為翌年啟動的平反運動之發軔。此後隨著民主化的進程，二二八平反風起雲湧，不但已有國定假日，近年來總統例行道歉、賠償金發放，官方先後發布兩次調查報告，釐清事件始末與官員責任歸屬，達成階段性的轉型正義目標。但發生在八零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另一起悲劇，雖然當事人的人生看似已翻過新頁，但歷史與正義的頁面，尚有許多空白待補。

這件造成三死一重傷，後被濃縮為「林宅血案」四個字的悲劇，隨著當事人持續投身政治具有的全國知名度，對社會來說，似乎相當地淡去了事件本身的悲愴，模糊了它原本該在社群中所處的記憶定位。既然家屬已然走出陰霾，案發地點也成為傳播愛與信仰的義光教會，我們如今是否需要、為何需要、應該如何記得這件事？試著回答問題前，不妨先回到事件本身。

案發翌日，警政署專案小組公佈第一次偵查報告的勘驗所得：「屍體三具，相驗結果：（1）林游阿妹，身中十三刀，計前胸六刀，後背三刀，右指抵抗一刀，左手臂後三刀，頸部一刀係致命傷。（2）林亮均、林亭均，均背後一刀深及肺臟喪命」，她們分別是 60 歲與 6 歲。倖存的林奐均時年九歲，背部傷口五處，左前胸口一處。

一週後，刑事警察局長曹極在省議會表示：「有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信心可以破案。當時被官方與媒體設定的犯案對象性質是：匪諜、台獨、國際陰謀份子三合一敵人；具體人選則有時常來台、與黨外人士交往甚深的外籍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翌年，則多了有輕微精神病症狀的宜蘭人何火成，甚至連被驅逐出境的艾琳達，都曾被專案小組懷疑可能因挾怨報復而認定是本案策劃者。然而，這起震撼海內外的案件，專案小組據稱清查一百萬人以上仍然未果，兩年後即遭擱置。即便是有民主先生之稱的李登輝政府任內，也並未積極調查。案子再被從塵封的檔案櫃中找出，已經是十多年後的 1996 年，陳水扁出任台北市長的事了。

此後，本案偶爾浮上報端：陳水扁市長指示台北市警察局重組專案小組偵辦；同年江鵬堅監委自動調查偵辦人員有無懈怠失職，並函請行政院重啟偵查，刑事警察局遂於 1998 年重組「撥雲專案」，但無所獲；政黨輪替後，要到陳水扁政府的執政晚期，刑事局才於 2007 年重查本案，無甚具體成果；2009 年在馬英九總統指示下，官方組成歷來層級最高的專案小組，再度對本案與陳文成命案這兩樁指標性的政治案件重啟調查，但歷經四個多月的重查卷證、訪談與補強鑑識的調查結果，卻被民間抨擊為敷衍了事、語焉不詳。

當年的監察院調查報告已經指出，原專案小組的調查對象設定為匪嫌、台獨分子、黑社會成員、國際陰謀組織，卻獨缺情治機關人員涉案的可能性，未針對此方向積極進行偵辦，難免「貽人包庇或諱疾忌醫之口實」。畢竟民間長年的懷疑是，美麗島大逮捕後，黨外要角家屬與家宅受到密切監控，兇手能在光天化日情治人員監視下，順利進入林宅且停留超過八十分鐘作案，背景呼之欲出。

但在 2009 年這個集結高檢署檢察長、台北地檢署檢察長、調查局長、刑事警察局長、台北市警察局長組成的調查小組，卻在報告中卻以極大篇幅說明，林宅並未受到 24 小時監控，欲間接排除民間對情治機關涉案或包庇的疑慮，其理由有二：他們調閱的檔案沒有紀錄；男主人已被補，不須監控婦孺。這個說法，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與管碧玲、田秋菫立委合辦的回應高檢署報告公聽會上，遭到吳乃德教授的批評，認為太過薄弱也不符合當年親歷者們的經驗。

曾被當成疑兇的家博教授則在檢視高檢署報告後，也投書報紙批評其重大闕漏，顯示專案小組要嘛是未詳查檔案，要嘛則是刻意隱匿資訊，例如在林宅電話的通聯紀錄表中，明顯遺漏了他於案發當日中午的致電，甚至曾與雙胞胎對話；也未記載他當年曾與「目擊者」對質的（沒有）結果；或者專案小組本欲重新對物證進行血跡比對，卻因向家博在台前妻家屬詢問未果，也查無家博在台就醫紀錄而作罷；至今仍時常訪台的家博寫道：「如果他們問我，我會願意告訴他們我是 B 型陽性」

不過，這份調查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或許是「家屬已選擇遺忘血案，並無接受訪談意願，致尚未能進行訪談」，專案小組的論斷，在吳乃德教授向家屬查證後，於公聽會上被嚴正地駁斥：「林先生強調，他們家屬『不但沒有選擇遺忘，而且永遠不會忘記。』」對家屬來說，這樣切身的宣示極其自然；而對旁人來說，記得這起悲劇，還有另外一些理由。

對共同歷經林宅血案的同代人來說，本案是八零年代台灣社會難以抹滅的時代印記，它讓長期噤聲者挺身而出，如作家三毛自承與林義雄夫妻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都不相同，但她激動地詛咒共謀者下地獄、痛斥兇手是人類公敵：「這許多年來，我一直做著沉默大眾中的一員，也從沒有在筆下寫出過這麼嚴厲痛責他人的話語，可是這一次，我不再沉默了」；本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詩人楊牧，說他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大聲、這麼直接的詩」；血案讓浪漫的文藝青年碧竹成為積極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林雙不；刺激陳定南棄商從政，投身黨外運動；人在海外的吳乃德與林惠英在案發十年後，反思因本案而起的自我詰問：「這個事件強迫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面對這樣的問題：生存在一個可以恣意屠殺無辜、屠殺幼童、屠殺老人的政權底下，我們的道德職責是什麼⋯之前，許多年輕人反抗這個政權，由於他們抽象政治原則的信仰。可是這個事件卻迫使他們面對嚴肅的道德義務。反抗從此不再只是信仰和勇氣，而是一個道德指令。承擔或不承擔？它考驗年輕人對信仰、對生命的真誠。」

案發三十年後，當追尋真兇與正義聽來似乎遙不可及時，幸而仍有民間未曾放棄拼湊真相的努力，2006 年陳文成基金會組織民間力量，重讀檔案與官方文件，在「真相靠自己」調查報告中指出，案發之時，正是國民黨內政外交遭逢統治危機，動員黨政軍特與傳媒，全面殲滅黨外人士，並縱容親國民黨的極右派勢力，包括黑道幫派在內，以愛國為名，鼓動對黨外人士的仇恨。當意識形態成為判別敵我的唯一指標，林家成為這股極端氛圍的犧牲者。

對於身為林宅血案之後的一代一代人來說，記得這件事，可以讓我們不忘記，威權統治下的社會控制與恐怖氛圍；可以凸顯台灣政府在轉型正義工作上的失職與無能，即便民主化後亦然，故民間應保持批判與監督；更重要的，是能讓人警惕，那些讓人產生仇恨情緒的東西，不論是排他性的意識形態，或是對於異己的不寬容，因為它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傷害，對於公共生活極端不利。

記得這件事，還能讓我們學到，人的堅毅與可能性，看林家人在克服重大的創傷後，既不逃離、也不遺忘，追求生命的美好與理想生活，並持續為之努力。法國總統歐蘭德曾在悼念尤太人的紀念儀式上這麼說：「思及那些來不及長大的生命，那些被剥奪未來的孩童，那些英年早逝的人生，我們必須對於自己作出更多的要求：拒絕冷漠、輕忽以及驕矜自大，我們就會更為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