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草看展覽】走進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現代公民如何以備戰守護和平，不讓悲劇重演？

【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走入位於台北大同區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這裡是「婦女救援基金會」為了保存台籍慰安婦故事成立的博物館。鐵絲網後阿嬤們的照片，象徵她們遭受國家暴力下，那個永遠回不去的青春與瘡疤。

除了不忘歷史，婦援會更透過特展將二戰時台灣女性受難的故事延伸至當代武力衝突下的女性處境。呼籲和平從來不是從天而降，唯有透過扎實的民防準備，才能「以備止戰」、不再讓歷史重演。

支持國防、準備民防：讓下一代不再經歷阿嬤們的悲劇

「阿嬤家」走過 10 年，慰安婦的歷史不只是過去的眼淚，更應與我們身處的當代緊密相連。
為了不忘歷史教訓，婦援會也舉辦《未竟的和平：從「慰安婦」歷史到當代戰爭，重新理解戰爭中的女性處境》特展，檢視現代戰火下弱勢女性的處境。

雖然不一定有當年的慰安婦制度，但女性面臨著相似的系統性苦難，像是身體安全威脅、性暴力、人口販運、流離失所下的照護與經濟壓力。

尤其，從二戰的實戰交鋒到當代的混合戰與灰色地帶作戰，隨著戰爭界線日益模糊，戰火更全面影響著全世界的生活。

看清了這些延續至今的傷痕，我們才會明白，和平絕非從天而降。現代公民可以透過對國防的支持及民防的準備，提高社群的防衛韌性以備止戰，更讓下一代不再經歷阿嬤們的悲劇。

戰後近半世紀 慰安婦議題才被揭露

即使慰安婦如今已經納入課本中，成為不可被迴避的議題。但其實過去長久以來，日本政府試圖抹滅這段歷史。

直到 1991 年 8 月 14 日，距離二戰日本投降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 已經過了 46 年，才有韓國慰安婦金學順出面控訴日本於二戰期間的慰安婦制度，並要求賠償及道歉，揭開日本一直閉口不談的黑幕。

時任日本議員伊東秀子，1992 年更在軍方圖書館中發現日本徵召台灣慰安婦的電報。這些好不容易找到的歷史文件，雖然讓台灣慰安婦議題浮上檯面，但由於日本政府為掩蓋事實大量刪除資料，也造成後續控訴的困難。

為了展開調查，婦援會設置專線，供相關人申訴。但在當時，卻接到許多「無聲」的電話，電話那頭冗長的沉默，要不是不敢講，就是一下子無法講出那巨大的傷痛。

最終有 59 名慰安婦阿嬤願意現身。但更多的是將傷痛深深掩埋的受害者，保守估計台灣當時約高達 2000 多名女性受害。

1996 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正式將「慰安婦」定調為「日本戰時軍事性奴隸制度」。這揭示了慰安婦絕非一份「工作」，她們不像性工作者能保有離開或休息的主動性，只是被誘騙、強迫而不得不屈從。

應徵「南洋食堂小妹」卻被騙去當慰安婦

這 59 位阿嬤，早年的生命經驗極為相似。她們多來自貧困的家庭，通常給人做「童養媳」，童年都在工作中度過，能完成小學學業的極其少數。

這群沒有學歷、社會地位的女性，在生計的壓力下，必須很早開始工作，但也面臨沒什麼選擇權的窘境。

當時社會氛圍保守，只要是必須拋頭露面的工作，就會被認為是「特種行業」，包括：服務生、清潔工等。這也一度讓後續的研究者，產生了阿嬤們「本來就是性工作者」的嚴重誤解。
當時日本政府徵集慰安婦的手段約有 3 種，但總結一句就是「騙」。

大多的阿嬤們，都是落入類似現在盛行的柬埔寨「打工詐騙」圈套。當時日本政府或是企業家、掮客，會在報紙上刊登「徵南洋食堂小妹」等類似的廣告，通常月薪會是一般工作的 100 倍。這對於當時想讓家人過上好生活的阿嬤們，是極其誘人的機會。

再者是「強行徵集」。雖然具有強制性，但是被抽到以後也是謊稱要去海外打工，就怕當事人逃跑。

最後是「強制脅迫」。有阿嬤回憶到，原本白天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公家單位從事一般清潔的工作，但一陣子後會被要求晚上加班：「第一天加班，一個個女生被要求排隊進去山洞，然後出來一個個都在哭，但沒人敢問為什麼。我自己進去以後，出來也在哭。」

更令人悲傷的是，二戰結束於 1945 年，但許多阿嬤們的苦難卻持續到 1946 年。

沈中阿嬤就是這樣的例子。由於花東的資訊較不流通，當時等著回日本的軍人們，刻意隱瞞戰敗的消息，繼續要求她們提供性服務。直到一年後，船真的要來了，這些阿嬤才被告知戰爭已經結束。

慰安婦受難經歷成為一生牢籠

隨著戰爭的結束，阿嬤們結束被迫當慰安婦的生活。但回到台灣後，親友的不諒解，成為長達一生的考驗。

陳桃阿嬤當時回到台灣，原本想獲得家人溫暖的擁抱，但叔叔卻一把將她的行李丟出去痛罵：「我們陳家沒有這種不要臉的女人。」

即使知道阿嬤是受騙，但能夠接受這些經歷的家庭，在那個保守的社會非常少數。許多阿嬤改寄託於宗教的力量，甚至是染上煙癮、酒癮來暫時麻痺這些苦痛。

婦援會在 1996 年，開始亞洲第一個針對慰安婦受害者的身心工作坊，展開長達 16 年的療癒與陪伴。這些曾因為簽下不平等契約而一直不敢拿筆的阿嬤們，重新握起筆畫出自己的容顏、寫下自己的故事，慢慢療癒那段傷痕。

道歉與正義的追尋：日本民間舉辦國際法庭促加害者道歉、判天皇反人道罪

日本政府 1995 年在輿論壓力下成立「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這是個由政府挹注的基金會，主要處理二戰期間的慰安婦賠償問題。

但當時許多耳語指出，如果接受賠償，就要放棄法律追訴權。這樣儼然成為「封口費」的規定雖然沒有白紙黑字，但許多阿嬤聽了卻因此不敢領、不想領，因為她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公道。

在婦援會、日本義務律師等協助下，1999 年 9 位阿嬤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告。最終三審都敗訴，理由包括時效過期、戰後國賠法案無法溯及既往等冰冷的行政理由，完全無視阿嬤們的生命經驗。

由於日本政府的消極，日本民間組織邀請各受害國的相關組織，舉辦「2000 年女性國際戰犯法庭」，讓阿嬤們公開講出自己的故事，甚至有去過慰安所的加害者，罕見現身道歉。

最終，模擬法庭判決當時的日本天皇裕仁，犯下戰爭罪與違反人道罪。

即使沒有法律效力，但 2000 年東京大審讓全球重新重視慰安婦議題，也是阿嬤們第一次感受到有人願意聽她們的故事、被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