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劉芮菁報導
中國武漢肺炎變異病毒株 Omicron 疫情在臺灣擴大，疫情期間常有人推崇中國、新加坡等獨裁國家的治理模式，認為鐵腕施政能帶來更好的防疫效果。但美國賓州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政府系助理教授顏維婷指出，若以每 100 萬人的染疫死亡人數來看，新加坡的防疫成果並沒有比臺灣好（意即新加坡每百萬染疫死亡人數較多）。許多人認為「獨裁國家較能執行嚴厲的防疫措施，帶來更好的防疫效果」，若仔細分析會發現背後的三個假設其實都不成立。她也強調，相對於威權國家透過強力限制、嚇阻的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政策，民主國家透過溝通與說服，讓公民理解到配合施政是為了群體的利益。像是臺灣每天下午 2 點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就是政治溝通的過程，它讓臺灣人的自覺性變高，防疫配合度也變高。
美國賓州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政府系助理教授顏維婷。圖片來源：台美史料中心
左岸文化出版社4月16日舉辦「方舟過日子：臺灣想要什麼生活方式？」線上座談，顏維婷分析，許多人認為「獨裁國家較能執行嚴厲的防疫措施，帶來更好的防疫效果」，這個觀點其實涵蓋了三種假設，第一種假設是：「獨裁國家的國家治理能力比較強」，其次是：「國家治理能力高，會採取嚴厲的防疫政策」，最後是：「嚴厲的防疫政策可帶來較好的防疫效果」，若仔細分析這三個假設，會發現它們都不成立。
威權國家的「國家能力」不一定高 「國家能力高」反而不採取嚴厲政策
首先在「獨裁國家的國家治理能力比較強」的假設上，顏維婷分析，政治學裡「國家能力」與「政治體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能力」是指「國家能力是國家可以穿透社會、汲取和分配國家資源已達成政策目標」；「政治體制」是指「國家領導人是否透過民主選舉產生」。因此這兩個概念應該獨立來看，實際上威權政體的「國家能力」不盡然就會較高。
針對「國家能力高就會執行嚴厲的防疫政策」的假設，顏維婷的研究給出不同的答案。從新冠疫情來看，國家能力越高，政府對疫情的應變速度較快，也有較多執行政策的方式，會配合疫情嚴重程度調整政策，因此比較不會出現嚴厲的政策。例如臺灣在2020年1月20日就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月底迅速調整口罩購買政策。南韓也在1月27日對生技產業召開會議，生產快篩試劑以應變疫情。
相較之下，國家能力低的國家應變能力比較慢，可以整合使用的資源較少，較容易在問題非常嚴重時才突然採取嚴厲政策。例如中國在疫情初期不斷宣導病毒不會人傳人，過沒多久武漢卻迅速封城。「這些國家沒有別的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以致於一用就出現很嚴厲的政策。」顏維婷說。
至於嚴厲的政策防疫效果是否較好？顏維婷指出，若以「每百萬人的染疫死亡人數」來評估亞洲各國的防疫成果，新加坡的防疫表現並沒有比臺灣、日本等政策不嚴厲的國家好。
因此，仔細拆解「獨裁國家較能執行嚴厲的防疫措施，帶來更好的防疫效果」這個觀念中的三個假設，會發現這三個假設都不成立。
民主與威權國家的防疫政策差異：民主國家較能保障基本人權
對於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在防疫政策的差別，顏維婷認為，兩者在資源整合與動員上沒有明顯差別。真正差異在於，民主國家的防疫嚴厲程度較符合比例原則，因為太過嚴厲的措施會引起民意反撲，而政府需要回應民意。其次，民主國家有比較高的誘因保障基本人權，公民社會較能監督政府。第三，民主國家的政府需要透過溝通與說服來讓人民配合政策，例如行政院推出簡訊實聯制，也要回應民眾對資安的擔憂。
顏維婷也指出，臺灣比較特別的是，政策的高配合度除了來自民主的成功說服，另一原因是臺灣一開始就把新冠病毒視為國家安全議題，讓大家覺得對抗病毒像在打仗，我採取防疫措施是因為我不要拖累別人。
顏維婷認為，相對於威權國家是透過強力限制、嚇阻的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政策，民主國家透過溝通與說服，讓公民理解到配合施政是為了群體的利益。「長遠來看，真正重要的是大家願意達成政策，我認為這方面民主國家還是比威權國家有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