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NGO揭中國至少 86 萬人遭「合法」軟禁：「監視居住」制度讓「住家變監獄」

【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

總部位於西班牙的人權 NGO「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月初發佈《囹圄家中——中國監視居住手段的擴張》報告，揭露遭中國以「監視居住」制度迫害的受害人遭遇及歷年案件數據。中國「709大抓捕」的受害者、維權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2018年4月被「監視居住」期間。雖然人在家中，卻沒有自由，自己的家彷彿變成另一個監獄。要和來探望的朋友會面，卻被4、50人攔住，家人想帶著孩子出去散步，堵在門口的一個男人朝著我們喊：「只要你們敢出來就弄死你們，你信不信？」報告從中國最高法院的數據庫推估，習近平執政期間，至少有 56 萬到86 萬人被以這種表面「合法」，實質上就是「軟禁」的方式迫害。

總部位在西班牙的人權 NGO「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九月初發佈《囹圄家中——中國監視居住手段的擴張》報告書，揭露中國監視居住制度下的受害人遭遇及說法，以及歷年實施的軟禁案件數據等現況。「保護衛士」成立於 2016 年，前身是被政府打壓關閉的中國非政府組織「China Action」；保護衛士目前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從事並支持人權環境惡劣的亞洲國家的人權活動，今（2022）年也在臺北設立第一個亞洲辦事處。

報告中列舉許多被軟禁的當事人的遭遇，例如人權律師王宇的住家附近，被十幾名警察，24 小時對她家輪流監視，並被監視攝影機包圍，包括門外走廊、公寓的大門上，以及整座大樓到處都是。

律師唐吉田被公安機關軟禁在一個沒有窗戶的飯店房間裡，儘管他沒有涉及任何刑事訴訟，也沒有被指控任何犯罪。每當他離開飯店時，都必須由警察陪同；他多次要求請醫生看病和住到有自然光的房間，但都被無視，甚至他曾在浴室裡昏倒，但官方對他的待遇依舊。律師謝陽甚至被警方在通往他家的走廊上安裝了一個有鐵柵欄的安全門，該門裝有指紋辨識器，只能透過警衛的指紋打開。

另一方面，不只在審判前，甚至在服刑期滿後，受害者也會被監視居住，這種形式被稱為「偽釋放」，這是為了防止當事人再度投身維權活動，以及限制輿論關注；當事人經歷了審判、監禁並服刑，在獲釋後也可能無法恢復真正的自由。

人權律師謝燕益表示，這種單獨監禁帶來的極端孤立，會造成難以忍受的精神壓力，導致受害者被迫服從。

報告指出，有當事人從監獄獲釋後，依然被軟禁數週、數個月，甚至超過一年。律師謝燕益在2018年遭到警方毆打，連同他的妻子一同被拘留。即使在獲釋後，他仍被警方監視了近3週。律師王全璋2020年4月5日從監獄獲釋，也被以「防疫」為理由，送往山東省濟南市，隔離了14天。

報告中說明，「監視居住」就是俗稱的「軟禁」，當個人在接受刑事調查、等待刑事訴訟或被認定威脅國家安全的情形下，就可依此實施拘禁，並且能長達半年。報告特別解釋，「監視居住」與中國另一個惡名昭彰的制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簡稱「指定監居」）不同，「監視居住」可以視為「指定監居」的較輕版本。

報告進一步說明，「指定監居」允許警方將嫌疑人關押在秘密地點，包括專門修建的秘密關押場所等設施。（編按：例如被中國關押的臺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在剛被逮捕、正式關到看守所前，也先經歷了兩個多月的指定監居；李明哲曾提到，當局刻意讓房間不見天日，利用剝奪時間感以及禁止外界聯繫的手法，意圖使當事人精神崩潰）。

至於報告提到的「監視居住」，實施地點則在當事人家裡，在實際執行上有可能是相對溫和的形式，例如可在警方知情下離家、可使用網路、電話，允許接見訪客等；但也可能是較嚴厲的形式，例如使當事人被單獨監禁，禁止與外界聯繫、接受探視或離開軟禁地點，使當事人的住所成為另一個監獄。

從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及中國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自2013年生效以來，以法律名義實施軟禁的做法迅速增加。

報告提到，在中國最高法院的數據庫中，大約提到「監視居住」27萬次，據估計，在習近平執政期間，至少有56萬到86萬人被以「合法」的形式監視居住；但在法律範圍之外實施的監視居住規模數據則無法統計，例如當局對人權工作者經常採用的軟禁做法。報告認為，由上述數據可以預計，在2022年到2025年期間，被「合法」軟禁的人數將超過100萬大關。但為避免高估，上述數據屬於保守估值。

但報告也提醒，中國的判決和法院裁判文書數據庫——中國裁判文書網（簡稱文書網），雖然公開了大量案件，但其中登記的官方數據並不能反映實際上使用的規模，更何況官方數據還並不包括任意非法實施的監視居住或軟禁案件，只包括法院作出的部分判決和其他文書。此外，最近兩年的數據也不完整，因為案件在判決後才會被上傳到數據庫，有時候需要一兩年時間。報告認為，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和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應訪問中國，以監督監視居住的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