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不畏中國打壓！IPAC 創辦人裴倫德：蕭美琴歐洲議會演說開先例，未來其他國家也行

11 月 8 日，副總統蕭美琴於比利時歐洲議會出席 IPAC（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1年度峰會，以「Taiwan: A Trusted Partner in a Volatile World（台灣是世界在動盪變局中可信賴的夥伴）」為題發表演說，被視為近來台歐關係深化的一個里程碑。

此次 IPAC 邀請副總統蕭美琴過程中，不僅比利時外交部知情，也派出警方維安人力，協助我國政府官員順利出訪。這些跡象皆顯示出，歐洲各國並未因中國的脅迫，而拒絕與台灣官方展開交流。

然而這樣空前的外交突破，卻開始流傳各種錯假訊息和陰謀論。《沃草》曾獨家專訪 IPAC 創辦人暨執行長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也持續跟進 IPAC 推進各國國會通過「挺台決議」、也就是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並未涉及台灣主權」的幕後故事。

這次，裴倫德也接受《沃草》獨家線上專訪，不僅針對假訊息一一破解，也分享蕭美琴出現在歐洲議會發表公開演說的意義為何，以及中國如何對其他國家的 IPAC 成員施壓。

Q：對於網路上流傳有關於 IPAC 的謠言，你會如何回應？

自從蕭副總統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以來，出現了大量的假訊息。這些內容相當荒謬，只要是任何稍微了解歐洲議會，或是 IPAC 運作方式的人都不可能相信。

首先，歐洲議會內的空間是不能隨意租借的。其次，沒有所謂的法國 BBC。第三，80 億歐元是一筆非常龐大的金額，有謠言說台灣政府給我們這筆錢，實在是非常荒謬。

IPAC 是一個跨國、跨黨派的組織，因此必須對我們的資金來源非常謹慎。IPAC 不會接受直接來自各國政府的資金，捐助者也會由一個委員會進行審核，所有捐助者都必須同意不得試圖影響 IPAC。

還有謠言稱，我們是因為接受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大筆資金才邀蕭美琴演講，事實上 IPAC 只有在剛成立初期（2020 或 2021 年）收到一筆小額捐款，我記得大約是 3000 英鎊左右。在那之後，就再也沒有收到過來自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捐款。

這些關於台灣民主基金會或其他組織，被用來作為台灣政府資助管道的說法，完全是毫無根據的。

Q：你認為這些假消息是來自中國的操作嗎？

是的，這種規模的假訊息，IPAC 以前從未遇過。我們一開始就不停在應對各種假訊息，以及網路攻擊、資訊操弄的各種行動。但這次假訊息攻擊的規模，比過往 IPAC 所經歷的更大，如果不是源自於中國，我會感到滿震驚的。

而令我意外的是，一些台灣的政治人物竟然還在擴散這些假訊息，因為這些訊息顯然完全是捏造的。

但 IPAC 的台灣共同主席、民眾黨陳昭姿立委對蕭美琴副總統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一事發表了支持聲明。IPAC 對此非常欣慰，這代表她能了解到這確實是一項突破，而且是各個政黨都應該共同支持的事情。

Q：為什麼會想邀請蕭美琴副總統到歐洲議會發表演說？

當初 IPAC 希望邀請蕭美琴來歐洲議會內演講，是希望讓各國和台灣政治人物能夠正常進行交流和互動，進一步成為常態。因為很多各國的政治人物都同意：當其他國家要討論與台灣有關的議題時，卻排除由台灣民主所選出的政府代表參與，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從過往的經驗我們發現，中國想讓世界相信，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身分與台灣官方對話，否則就等於違反了所謂「普世共識」的「一中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仔細研究了歐盟的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試著釐清它的範圍與界線，哪些是允許的？哪些是不被允許的？

事實是，歐盟的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裡沒有任何條文禁止台灣政府官員受邀至歐洲議會，與歐洲議員進行交流或發表演說。

Q：能跟我們分享一些幕後的故事嗎？

首先，出於安全考量，蕭美琴會親自來到歐洲議會發表演說的這件事，在安排過程中必須保密。

IPAC 的各國議員們是直到蕭美琴到場，才知道她會現場親自發言，他們完全不知情，只有邀請她的兩位 IPAC 共同主席知道。

另外針對人身安全的問題，由於蕭美琴副總統去（2024）年 3 月以副總統當選人身份訪問布拉格期間，中國曾計劃對他進行攻擊，IPAC 有必要和台灣駐布魯塞爾代表處、歐盟的各個機構，以及比利時外交部之間協調，確認蕭美琴副總統能夠獲得必要的維安。

除此之外，進到歐洲議會也需要各種細節上的安排。例如，當非常重要的人物來到歐洲議會時，他們會使用不同的入口、不必通過安檢，諸如此類的事情。這確實都在蕭副總統來到歐洲議會時發生了，而這些在檯面上可能看不見的安排，背後其實都代表了小小的突破。

IPAC 想做的事情是：建立新的先例，接著在其他地方藉此來推動更多進展。

當蕭美琴副總統出席發表演說這件事，如今在歐洲議會發生了——她被允許進入，獲得了適當的維安與外交接待。那麼，這樣的模式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發生，因為這並不違反任何國家的「一中政策」。

Q：在這過程中有碰到來自中國的反彈或其他阻礙嗎？

在蕭副總統演講前一段時間，中國外交部就有表達了不滿，雖然我們不能確定中國是如何知道這件事的。除此之外，IPAC 的一些成員也有接收到來自中國的壓力，被要求不要出席。

舉例來說，IPAC 兩位肯亞代表的旅遊許可，在最後一刻被他們的外交部拒絕，後來我們得知是因為中國向肯亞外交部施壓。此外，也有多位 IPAC 代表在活動前後，收到來自當地中國大使館的聯繫。這些情況多發生在一些經濟上對中國依賴較高、規模相對較小的國家。

當然在歐盟體系內部，也會有人傾向優先維護與北京的關係。由於北京在外交上的姿態非常強硬，又動輒以威脅手段相向，各國往往會因為擔心中國的反應，反而預先「自我審查」。

但我們其實沒有遇到，如外界所想像那麼多的阻力。我希望這次的經驗，能讓其他國家看到，北京可以隨意抱怨，但各國完全有權利，也有能力可以與台灣進行這樣的互動，IPAC 已經創下了那個先例。

Q：這次訪問是否意味著台灣與歐洲的外交關係已經有了改變？

我會認為（台歐關係）是更加「清晰」（clarity）了。

最近，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表團」的主席安格魯（Engin Eroglu），同時也是 IPAC 的成員，他發表了一份正式聲明指出：

歐盟的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並不等同於中國所主張的一中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而且歐盟的一中政策裡，沒有任何條款禁止與台灣現任或前任高層官員會面。

這非常重要，因為它給出了一個明確的訊息：「不，我們可以這麼做，我們會這麼做，你們（中國）無法阻止我們，而且我們確實要這麼做。」

可以看到的變化，是在於各國如今更願意與台灣互動的「政治意志」（the political will to have engagement），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IPAC 做的事情，就是把這股「政治意志」具體化，讓它落地成為新的先例。如果是五年前，有人試圖推動這件事，恐怕會非常困難。

這麼說吧，如果這次活動涉及的任何一個機構，我指的是包括歐洲議會、比利時外交部、歐洲對外事務部（EEAS）或歐盟執委會的其他部門，只要其中任何一方反對，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但它確實發生了，這就代表了一個重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