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災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看瑞典百年民防組織如何推動全民防衛？
【沃草】記者何宇軒報導
副總統蕭美琴日前出席在歐洲議會舉行的「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峰會並發表專題演說時，特別提到「全民防衛」（Total Defense）及「全社會韌性」（Whole-of-Society Resilience），包括要動員社會各個層面、並連結地方與中央政府、民間企業、以及公民機構，協調應變計畫，以應對挑釁行動或天然災害。
事實上，在歐洲，全民防衛的概念已有悠久的歷史。例如成立於 1924 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瑞典女性民防組織 Svenska Lottakåren（簡稱 SLK），100 多年來，在瑞典的國防與民防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包括發展民防教育、公民培力與危機管理訓練等任務。
Svenska Lottakåren名稱由來是芬蘭詩人 Jan Ludvig Runeberg 筆下的虛構人物 Lotta Svärd。她是一名軍人的妻子，為丈夫的單位準備菸酒與民生用品，象徵女性在戰時擔任照護與後勤支援的角色形象。
該組織官方英文名稱則為 The Swedish Women's Voluntary Defence Organization，由瑞典各地約 5000 名不同年齡層的女性組成。這個組織的經驗，可以帶給臺灣哪些啟發？
由臺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暖暖蛇青少年共學團，及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共同組成的參訪團，在 9 月中到 SLK 進行參訪。《沃草》專訪了團員之一、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發言人沈佩玲，請她來談談在參訪 SLK 之後，對於瑞典的民防措施有哪些體會，以及對於臺灣民防的建議。
此外，由於沈佩玲之後也到花蓮擔任志工、協助馬太鞍堰塞湖水災後的善後工作（俗稱「鏟子超人」），在親身參與臺灣的防災志工行動之後，她也帶來第一手觀察。
平常就要進行聯繫準備 有災害時每人都知道該做什麼
關於瑞典人對總體防衛的概念，沈佩玲認為，他們會強調所有的國民都很重要，在戰時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角色要發揮，不會因為是「老弱婦孺」就任其自生自滅。大家也都很清楚，如果發生事情該去哪裡、要做什麼、該和誰接洽。每一個人都非常清楚自己如何在這個位置上發揮、盡可能讓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沈佩玲舉例，除了在國防單位的人有國防上的角色要扮演，至於像民間團體如醫院、或是交通相關的指揮人員，也都會很清楚如何就定位。又或是商店的員工，就是盡可能維持開業，不要讓民眾囤貨或搶購，讓該區域的商店可以正常運作。
在實際的作法上，沈佩玲說明，以他們參訪的SLK來說，想加入的人，都可以來跟組織簽約，組織會根據當事人的意願與能力，找出適合他的角色。
SLK也會主動跟地方的不同單位聯繫，例如長照中心的廚房，平常是服務長照中心的民眾，但在災害發生時，可能會被徵用做為戰地廚房。因此，在長照中心工作的人，平常就會知道，在災害發生時會被賦予哪些任務、知道該做什麼。
此外，SLK也會與像是能提供重型機具、搜救犬的相關單位聯繫，萬一有狀況時，就可以迅速調度。沈佩玲強調，這些聯繫工作，在平時就會建立，而不是等災難發生後，才臨時想說應該要去找誰。整體來說，瑞典的地方防衛網路可連結到約800個單位，包含學校、醫療院所、教會、交通與企業。
反觀臺灣，雖然有社區防災中心與里辦公處，但多半缺乏跨部門協作的常態機制。沈佩玲以自己到花蓮擔任志工的經驗舉例，像她到了花蓮現場，一時還真的不知道該與誰聯繫，例如應該是要去找慈濟、還是找軍方報到？或者是要去找當地區公所、鄉公所的人？「真的太混亂了」。更別說有些人對於花蓮的地方政府，可能會比較不能信任。總之最後就是看哪裡有事做、就去做。
防衛不是只有從軍 戰時最重要的是維持社會正常運作
由於對民防不太了解的民眾，常會有一種狹隘的觀念，認為一定要從軍、簽志願役才是參與防衛，而沒有其他方式。
沈佩玲則提到，瑞典是不論男性、女性都會被徵兵，但不是每個人都會進入到戰鬥單位，有些人可能會進入到醫療單位，或到行政單位支援。（編按：以臺灣人較能理解的方式來說，就是類似「替代役」。）
沈佩玲強調，每個人要知道自己最能發揮的位置是什麼、要去思考該做什麼。並不是非得要參與戰鬥，否則就是沒有任何用處；並不是每個人都不分專長、一律都要當兵，才算保衛國家。作戰是一件很專業的事情，如果有人沒受過完整的訓練，硬要到第一線與軍事人員並肩作戰，可能反而會拖累其他人。
沈佩玲也舉烏克蘭的案例表示，除了士兵在戰場上作戰，大部分人的任務，則是努力地維持原來的生活。包括製造業持續生產、維持貨物進出口等一定程度的經濟規模。對於在前線的人，能看到後方安定、不會整個潰散，也可以穩定士氣。
在民防訓練內容上，沈佩玲也從這次參訪經驗，反思目前的民防訓練是否已經符合所有族群需要。她說，以她這種家庭照顧者、也是兩個小孩的媽媽而言，不太容易長期加入如黑熊學院或是在地民防團體的例行訓練。
她認為目前所看到的民防訓練，可能還需要更廣泛地涵蓋不同樣貌的生活族群，例如開課給小孩、老人，或者是以社區、公司為單位的民防課程。
沈佩玲舉例，當遇到災變時，她自己預想到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是，小孩可能會哭、會驚慌、會尖叫，如果在避難所發出很大的聲音，那就會暴露位置，所以要如何預先教育兒童怎麼保持安靜、要如何在一個讓人感到不舒適的地方，待上三小時甚至三天等等，都是必須去思考的課程內容。
至於公司，沈佩玲也指出，這是民防訓練很缺乏的一塊，因為如果在上班日發生災害，各公司就是指揮避災的單位，但在目前的勞動條件下，勞工可能沒辦法有假或是津貼，去做演習準備。
沈佩玲也提到，像瑞典的民防手冊，就有配合使用者生活狀況的不同版本，例如「農場版」手冊，就是給在農場工作的人看的。
政府應透過制度化措施 助民防組織長期發展
在參訪之後，沈佩玲也對臺灣的民防措施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包括「法源與經費制度化」。她認為，瑞典的志願防衛組織有《志願防衛活動法》作為根據，所有培訓、行政與基層運作費用皆由政府定期補助，並接受國會審計。
反觀臺灣，多數防災與志願組織的經費仍依賴短期專案、募款或縣市政府臨時補助，導致人員流動率高、無法累積制度經驗。若要讓志願成為公共責任，中央應設立長期預算與法源依據，讓組織能穩定培訓與留才。
沈佩玲進一步說明，推動民防不能光靠公民社會本身，而必須讓推動的相關團體，能夠藉由政策上的優惠等方式，讓像是黑熊學院、壯闊臺灣等單位，或是各地自發的民防自訓團，能夠存活下來，讓它們在有政府財務補助，或是法源支持的狀況下運作。
此外，沈佩玲也強調「守護民主制度」在推動民防上的重要。在瑞典，民防教育不僅談防禦，更談民主與人權。政府強調「防衛社會的生活方式」，讓民眾理解防災就是要守護民主制度。但臺灣的防災教育，如果只侷限在技術或行政流程，會難以凝聚社會共識。她認為，應該重新建立「民防=民主實踐」的價值敘事，才能讓公民意識成為防衛的核心。
「民防應被視為民主的肌肉，而非軍事的附庸」，沈佩玲說，真正的防衛，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守護社會能夠彼此信任、合作共存的能力。唯有當防災與防衛成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民主的韌性才得以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