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真的是民主推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日前（6/4)在「戰後台灣政治史」講座指出，蔣經國解嚴是基於向美國靠攏的外交情勢所逼，並非主動為之。在宣布解嚴前，蔣經國刻意用《國安法》凍結《戒嚴法》有關「解嚴期間交付軍事審犯案件可重新上訴」的規定，讓白色恐怖受難者無法在解嚴後立即平反，一直到民進黨執政才直接用撤銷有罪判決處理。他表示，蔣經國選擇解嚴的確很重要，但他當時未推行改革、留下壓制異議人士的《懲治叛亂條例》等條文也是事實，絕不能說「因為他也可以選擇不解嚴」就把臺灣民主化的一切功勞歸給他。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資料照，攝影／廖昱涵）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於 6 月 4 日、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舉辦「戰後台灣政治史──從威權統治到自由化的歷程」，邀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林果顯座談，與談去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一書。
戰後蔣家父子鞏固為兩人服務的「特務」系統
「『特務』是影響臺灣戰後人權最重要的議題！」薛化元介紹，《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書中特別收錄日本學者松田康博的《蔣經國主導的特務組織改組過程》一文。他強調市面上的臺灣史教科書，很少在談特務，而特務這正是這本新書的特色。
林果顯也補充，松田康博一文針對 1950 年代的「黨政軍特」書寫，但不會只寫 1949 年後的臺灣，會從更遠的中國訓政、抗戰時期一路書寫下來，得以比較在中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和臺灣的特務體制特色。
林果顯指出，在中國時期，特務機關是各自為政的。好像都效忠蔣介石一人，但蔣介石似乎又無法完全控制他們。但來到臺灣卻完全不一樣，整個體制重塑，甚至還區分了對外、對內工作的責任歸屬，讓部門間不要互相踩線。而特務間爭相搶功勞，也造成白色恐怖的憾事。
林果顯表示，可以發現蔣氏政權來臺灣後，在特務上建立一套完全服從於蔣家、蔣家可以控制的體系。這件事不是蔣介石自己親手來做，而是讓他兒子蔣經國經手。他要各位試想一下，若自己丟了 9 成以上的土地、親友故舊都背叛你，甚至這麼多人都沒有一起來臺灣，舉目望去有誰可以信任？甚至，這件是又直接和政權存續有如此重大關係？
於是蔣介石讓蔣經國接了「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林果顯說，這聽起來雖然微不足道，卻是最終統合所有特務組織的機構。又讓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一方面讓他統合情治組織，一方面也將軍事單位政治思想、保防、宣傳交給他。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台灣史論叢，戰後政治篇（攝影／廖昱涵）
林果顯表示，蔣介石讓兒子從事不光彩的工作，但當時最重要就是生存、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也因此，蔣經國複製父親在黃埔軍校的經驗，利用類似訓練班的方式，培養了自己的特務班底。後來再加上「救國團」，都讓蔣經國的特務組織發展，直接協助了蔣介石的權力鞏固，這也和蔣經國的重新評價會有相關。
薛化元在書中的導論也寫到，如何紮根臺灣，是國民黨政府 1950 年代的重要課題。過去研究指出，下野的「蔣介石總裁」以國民黨黨政運作，以及他個人長期作為不同特務組織領導人的身份，開始整合情治單位。在 1950 年「復行視事」後，再將整個情治單位直接轉給蔣經國主導。而比起黨政軍系統，特務更像是直接服從於蔣介石個人領導，在缺乏父親的威權下，蔣經國推動將「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改組為「國家安全局」，既強化權限，也將「黑暗」屬性的特務機構，光明正大使用美式名稱，提高形象、累積自己的政治聲望。
蔣經國解嚴是基於外交情勢，並非主動
對於蔣經國的評價，薛化元指出他若被認為是對臺灣自由民主有功，一定是因為解嚴，若他繼續戒嚴，評價一定不一樣。從臺灣戰後歷史發展來看，戒嚴是很嚴重的問題，那解嚴就是開放過程，這一定是對的，沒人會懷疑。
但薛化元強調，「解嚴」的重要背景不可忽略。一方面，美國不斷透過 AIT（美國在台協會）要求臺灣行政部門改革，而國內的中產階級興起，醫師、律師等專業人士比例提高，當然會要求改革，一直鼓吹改革的黨外人士更不用說。但更重要的是，國民黨特務犯下令人震驚的「江南案」。
「江南案」被視為中斷蔣家接班的重要事件（攝影／廖昱涵）
「江南案」為何嚴重？薛化元說，筆名江南的劉宜良是美國人，國民黨政府派情治人員去美國暗殺，還被逮到。因為這樣，本來被視為接班人的蔣孝武被迫離開國家安全會議、外派。蔣經國也公開宣示，蔣家人不再接班。
「事件要有架構才有意義！」薛化元認為，若討論蔣經國施政的正面意義，要清楚體認到當時必須和美國要求的改格體制靠攏，才能抵禦中共的文攻武嚇，這沒辦法。而這個選擇，對蔣經國、對臺灣人來講，都是正面的。可是，蔣經國的改革，是基於整個外交情勢，不是主動的。就如同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形容：「蔣經國沒有民主的 DNA。」
蔣經國凍結部分《戒嚴法》，1987 年該做的轉型正義延宕至今
對薛化元而言，討論蔣經國解嚴這件事，應該討論到解嚴的「限度」為何？他指出，《戒嚴法》是在訓政時期訂定，當時不是民主憲政體制，但這些制定《戒嚴法》的諸公也並非民意代表，但他們深刻了解人民在戒嚴時期會受軍法審判，人權會遭到傷害，所以《戒嚴法》中規定，解嚴後，軍法時期遭軍事審判人民可以依法上訴。
薛化元解釋，意即解嚴後當事人可以到普通法院提起再審，這樣的話，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都可以合理閱覽檔案，還原案情的原委，也能知道加害者。根據《戒嚴法》，解嚴後第二天就要開始做。
但是，蔣經國解嚴前，決定用《國安法》將《戒嚴法》中能重新檢視 1949 年以來的冤假錯案的條文凍結。
薛化元指出，根據原《戒嚴法》第 10 條規定：平民因為戒嚴法第 8 條和第 9 條規定，遭到軍法審判，均得於解除戒嚴翌日起，依法上訴。但蔣經國當時透過《國安法》第 9 條「平民遭到軍法審判，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凍結了《戒嚴法》的救濟規定。換句話說，原本 1987 年解嚴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可以透過司法進行的轉型正義工作，就無法進行。
「保密防諜」被濫用於白色恐怖案件中（資料照，攝影／廖昱涵）
「臺灣從自由民主走來，多麼不容易！」薛化元感嘆，現在做的轉型正義，有一大塊應該在 1987 年就要做，延宕至今這很遺憾，誰做了政治決策就要負擔歷史的政治責任和評價。此外，若理解這個脈絡，也知道解嚴後執政者是誰，就會清楚「轉型正義不是為了特定的政黨」，而是體制所設計、解嚴後本來就應該做的事。
因為「蔣經國可以不解嚴」，就把一切臺灣民主功勞歸他？
薛化元認為，1987 年雖然解嚴，但在蔣經國的刻意控制下，沒有達到《戒嚴法》原本規定解除戒嚴的效果。此外，也還有《懲治叛亂條例》，還在「動員戡亂時期」，以及言論叛亂罪的《刑法》100 條。
薛化元說，這一切要等到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後，又發生「獨台會事件」去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後來又發現，獨台會案不是無罪，改用《刑法》起訴，才又有「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運動。他認為，從這脈絡，可以清楚看到蔣經國對臺灣改革開放的角色和限制。
「大家要理解，民主的 ABC 就是透過定期改選，決定誰是執政者。」但薛化元指出，這不在蔣經國安排的改革時程內（編按：前總統李登輝任內才推動總統直選，1994年確立，1996年進行首次總統直選）。換句話說，蔣經國的解嚴是無法落實民主改革的，改革也注定有限度。
在場聽眾也提問，是否同意臺灣民主自由部份是因為蔣經國推動民主改革的論點？薛化元回應，假如蔣經國沒有選擇解嚴，那歷史評價必定和今日不同。解嚴開始自由民主的一步、很重要，這沒人會反對。
但意思不該是「那蔣經國可以繼續選擇獨裁啊！」薛化元強調，因為當時國際的大架構來講，為了爭取美國支持，蔣經國不做，後繼者也有人會做，除非要根本放棄美國的支持，這對臺灣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會怎樣？大家要思考。
「蔣經國選擇改革是個歷史事實，很重要，可是他沒有完成自由民主改革也是歷史事實，也很重要。」薛化元說，蔣經國選擇改革，是他的歷史評價往正面發展的重要原因，如果沒有的話是另一件事。但絕不能說：「因為他可以不做」，所以就把一切功勞就要歸給他，這不符合歷史事實。要回到歷史脈絡，沒做的也不能給蔣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