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是臺灣民主推手？政治學者吳乃德：獨裁者放手的關鍵在「美麗島事件」

今年適逢「美麗島事件」40 週年，呼應香港仍在持續開展的「反送中」民主運動，格外具有意義。中研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政治學者吳乃德上週四（5）在舉辦於台北的紀念活動指出，發生在 1979 年 12 月 10 日的美麗島事件，為臺灣民主化帶來關鍵的契機。但提到臺灣民主化，仍有許多人認為「蔣經國是推手」。吳乃德表示，「這不完全錯，但是一個完全扭曲的印象」。他強調，從歷史上來看，幾乎所有的獨裁者在面對人民起義抗爭、要求權利的時候，都不可能欣然同意、回應人民的訴求，「只有鎮壓不了的時候，才會讓步」。而美麗島事件正是讓蔣經國意識到鎮壓無效、還可能導致政權被徹底推翻，因而向民主妥協的關鍵因素。

長年投身臺灣民主化進程研究的吳乃德，近來因為兒子吳怡農參選立委聲名大噪，也連帶經常被提起。而在《美麗島雜誌》發刊時，「吳怡農」就是吳乃德投書、對國際政治情勢提出評論分析所使用的筆名。

如果蔣經國有意民主化，為何美麗島事件被當成「叛亂」？

發生在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至今已 40 年。從當時到現在，臺灣社會對民主化為什麼會發生，都還沒有一個完全確定的答案，認知上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吳乃德指出，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國內外有很多學者將民主化歸功於蔣經國。他認為，「這不完全錯，但是一個完全扭曲的印象」。

吳乃德質疑，如果真的是蔣經國推動民主化，那又該如何理解當時政府對美麗島事件的嚴厲處置？他指出，美麗島事件只是單純的警民衝突，就連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大老陶百川都曾寫信向蔣經國表示，跟發生在 1977 年 11 月因國民黨選舉舞弊引爆民眾抗爭的「中壢事件」相比，美麗島事件根本不算什麼。如果蔣經國真的是民主推手，為什麼要在推動民主化前夕、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大規模逮捕民主運動人士，用軍法審判、並且以刑責嚴重的叛亂罪起訴入罪。

吳乃德指出，國民黨政府對美麗島事件的處理方式，和日後蔣經國在很多文獻、研究中被指為民主化推手明顯有很大落差。他認為，把蔣經國認定為民主推手的說法能得到普遍認可的最大原因，是「符合政治現實」。因為包括解除黨禁、戒嚴，都是蔣經國在任時完成。

吳乃德說，從政治上最後呈現的現實來看，蔣經國確實扮演臺灣民主化「啟動者」的角色，但對於美麗島事件，他也真的展現了要把民主運動「連根拔起」的嚴厲態度。要解釋這兩個事件中間的差異、了解臺灣可以走向民主化的真正原因，他認為就必須釐清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到 1987 年解嚴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哪些事情。

沒有獨裁者會主動奉上民主，各方壓力加乘讓國民黨威權妥協

吳乃德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指出，幾乎所有的威權統治獨裁者，在面對人民起義抗爭、要求權利的時候，沒有一個會欣然同意、回應人民的訴求，對民主運動採取無情鎮壓，才是不變的戲碼。包括過去英國中產階級爭取民主權利、美國黑人展開民權運動，都面對著掌權者、擁有權利的既得利益者的強力壓制，臺灣自然也不例外。

吳乃德強調，「只有鎮壓不了的時候，才會讓步」，而在國民黨面對 1960 年雷震組黨事件並加以鎮壓後，臺灣社會歷經將近 20 年、不再有組織性反對運動的靜默期，到了 1979 年再面對美麗島事件時，反射性作出了「威權政體的慣性動作」，就是繼續鎮壓。但是在美麗島事件後，蔣經國面對了在繼續鎮壓和對民主運動讓步兩個方向上必須做出抉擇的難題，最後他選擇了妥協，臺灣也才迎來民主化的局面。

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獨裁政權會願意妥協，吳乃德認為其中有包含國內情勢、國外力量影響等多重因素，但美麗島事件在其中佔有關鍵的地位。

吳乃德指出，美麗島事件的領導者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他們的家屬、辯護律師接力補位並投入當時的選舉，且多數都是高票當選，這件事情讓蔣經國發現，鎮壓只會越來越困難。吳乃德回憶過去，他曾和朋友開車去基隆看以黨外身份競選立委的方素敏（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妻子）演講，現場被好幾萬人擠到水泄不通。他認為，身為統治者的蔣經國得知這類消息，當然會擔心，因為逮捕和整肅並沒有讓民主運動從此消失，反而更加強大，如果繼續壓制，對維繫政權將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雖然美麗島事件和後續的民主運動將國民黨威權統治敲開了關鍵的破口，但吳乃德也強調，在1977 年到 1987 年這 10 年間，其他因素帶來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吳乃德指出，其中包括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建交，臺灣在國際上受到孤立。另外，國民黨灌輸臺灣人的「反攻大陸」神話越來越遙遠、人民逐漸不再相信也是重要因素。因為對比於中共有馬克思主義當作穩固統治、合理排斥「民主」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唯一擁有的就是「反攻復國」，當這個目標越來越遙遠，國民黨推崇的「三民主義」本身也包含民主自由等信條，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就快速消失，自然也面臨來自民間的強大挑戰。

國際的力量也是讓臺灣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吳乃德指出，1960 年的雷震案，美方雖然有來自個人的零星抗議，整體而言並沒有非常在意。但隨著美國 60 年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部分代表性人物進入國會，連帶使注重友好盟國人權、民主狀況的「道德外交」受到重視。顯著的結果就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美國駐臺的外交官員曾告訴蔣經國，如果臺灣能夠民主化，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形象會有所提升，對於防衛上高度依賴美國的國民黨，帶來很大的壓力。

美麗島事件是臺灣社會該牢記珍藏的「民主記憶」

吳乃德指出，從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到 1987 年臺灣解嚴前，這段時間是國民黨統治最脆弱的時期，如果繼續對民主運動採取壓制手段，恐怕會對國民黨造成很不利的結果。面對著當時國內外的情勢，蔣經國對民主運動快速地妥協讓步，是合理的選擇。而這也讓國民黨成為威權統治政黨在進入民主化社會之後，還能繼續執政、甚至在選舉中保有「市場競爭力」的特殊案例。

美麗島事件之所以值得臺灣人紀念，吳乃德強調，主要原因就是這場運動對臺灣社會帶來的震撼、對民主化帶來的貢獻，加上事件中領導者的家屬、辯護律師還有其他民間社會力後續的接力付出，才讓蔣經國放棄繼續鎮壓，選擇向民主妥協。

吳乃德引用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一段評論表示，「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年代曾經見證過這麼多人，以這樣的熱情獻身於公共福祉、真誠地忘記自己，如此不顧私人生活所珍惜的一切，願意克服心中的狹小情感。這是引起法國大革命中偉大行為的熱情、勇氣，跟愛國情操的來源。如此景觀雖然短暫，卻是無可比擬的壯觀」。他認為，每個社會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都可能會經歷類似的時刻，而這些時刻都會是重要的民主記憶，對臺灣人而言，這就是美麗島事件為何需要被珍藏且牢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