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操弄者最想要大家亂罵別人網軍」認知戰智庫 IORG：金錢對價才是網軍構成要素

【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近來「北市府網軍」疑雲掀起熱烈討論，新書《資訊判讀力》共同作者王希，同時也是認知戰研究智庫 IORG 共同主持人，他在剛落幕的國際書展講座指出，很多人在網路上看到「自己不喜歡的論述」就亂指控對方是網軍，卻忽略金錢對價才是真正網軍的構成要素，而這也正是資訊操弄者最想看到的混亂，因為這樣會讓真正的網軍或認知作戰者更難被發現。

他進一步說明，IORG 提出「資訊可信度評量」4 步驟，透過釐清陳述與觀點、查證來源等「有憑有據」的資訊判讀，真正分析內容的對錯，讓不同立場間產生對話可能。

左岸文化 、認知戰研究智庫 IORG 、菜市場政治學 6 月 7 日在台北國際書展期間主辦「從俄烏戰爭看台灣：民主國家如何面對來自威權的資訊操弄」講座，邀請 IORG 共同主持人王希及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對談。

「資訊可信度評量」4 步驟

王希指出，過去三、四個月，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讓資訊判讀成為重要的問題。像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就曾被用深偽技術（deep fake) 製造他「投降」的假影片。而 IORG 新書《資訊判讀力》提出「資訊可信度評量」，從來源、事實、推論過程去查核資訊真假的 4 步驟，包括：第一，拆解訊息，分清「事實陳述」與「觀點」；第二，查證「資訊來源」及「事實內容」是否正確且完整；第三，從「事實」到「觀點」，檢驗推論過程是否合理；第四，判斷訊息可信度。

王希總結，說穿了檢驗的核心就是「有憑有據」，並不是因為一句話是「某人」說的就是真的。

王希也以 IORG 近日發佈的「孩子都走了」報告為例，他強調，當時發布時，最主要提出一點，就是依據資料科學的方法，可發現有一組約 19 個粉專，同步在十秒內發布相同內容農場的訊息。他強調，不是要針對個案。但直指整個資訊傳播過程，確實存在有被刻意引導的狀況，也就是被熟知的「帶風向」。

王希認為，臺灣本來就是言論自由國家，可以發表自己想說的話，但這些話是否有憑有據？推論有沒有錯誤或問題？這是可以被大眾檢驗的。

立場可有偏好，但錯誤內容須受公評

談到近期熱議的「北市府網軍」事件，王希強調，沒有辦法隨便、任意指控誰是網軍。因為構成「網軍」的要素是有無「金錢對價」關係，到底是拿錢辦事？還是只是個人意願？

王希認為，現在一概而論、只要自己不喜歡的論述就戴上「網軍」的帽子，卻無法界定出網軍的根本性證據、隨便指控他人，這對於臺灣的公共討論是很危險的。如此造成臺灣內部互相對立、隨便指控認知作戰，也正是資訊操弄者最想看到的，因為這樣真正的網軍或者認知作戰者就更難被發現。

這也是為何 IORG 要用資料科學去做查核的原因。王希強調，就是為了避免這樣混亂的傳播現象。他說，每個人都可以有立場偏好，但含有錯誤類比或內容，才是應該被批評的。

「核心問題是，分享這樣的內容，是否有經過個人判斷？是否有憑有據？不是出於好惡，而是可以指出這個內容的真假？有無第二媒體證明？誰說的？經過這樣的分析架構，才去說這個言論有問題，不是因為不喜歡這種言論就直接說你是網軍、你很壞，而是因為這內容有問題。」王希語重心長的表示。

過去最大困難在於公共討論淪於單純的口水，不喜歡就指控你是「另一邊的」。王希認為，透過資訊判讀，能界定人與人之間對話的基礎，有可能去真正分析內容的對錯。即使到最後，若有人願意相信有問題的訊息也可以，畢竟每人有自己的喜好，但至少知道有人就是喜歡這樣的言論，這樣不同立場間才可能對話。

王希笑說，本書的目的不是抓出「網軍」，而是希望讓公共討論的目的有根本性改變。

制度上要能讓多元替代性資訊存在，才有「資訊判讀」空間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指出，民主國家如何回應獨裁國家的資訊操弄，是近年重要議題。他說，其實「資訊操弄」無所不在，舉凡各種商品的行銷話術，背後有各種不同的脈絡。

黃兆年指出，在地緣政治的結構下，威權國家的資訊操作則是一種具有「銳實力」的權力操作。特性是反映出威權封閉體系和民主體系存在不對稱的資訊交流，威權會豎立網路長城免於受外來資訊影響，但威權體系卻利用開放特性去滲透民主社會。

威權國家的資訊操弄始於用強制手段產製訊息，通常由威權政府和其代理人操刀。黃兆年以臺灣和中國為例，中國本地來源就像是中國官媒、戰狼外交官等，也會用金錢收買臺灣在地協力者，幫忙產製、傳播假訊息。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利用偏差資訊本身隱含的意識形態，直接驅使利害關係人有意、無意傳遞假訊息，比方長輩群組和名嘴等，常協助扮演協助資訊操弄的角色而不自知。

要如何回應威權國家的資訊操作？黃兆年認為關鍵在於「平衡」，要扭轉威權體和民主體制間不對稱的資訊傳遞架構。防禦面而言，要小心審視威權國家輸入的資訊，也要加強自己的民主體系。在來源端，「管制」或「透明化」都要做，對於在地協力者應該要防範，避免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影響媒體或廣告業。

在透明化，黃兆年建議臺灣的廣告、媒體業者，要建立透明化的誘因機制，讓企業內部知情者願意揭露企業背後的轉投資和行銷資訊。像是美國《代理人登記法》、澳洲《外國影響力透明法》都值得參考。

「訊息傳播端也要媒體負起社會責任和查證責任！」黃兆年認為，像是持續罰款和不予換照都是可以採用的手段，目前未納管的社群平台、媒體機構也需要建立管理機制。

在訊息接受端，黃兆年認為要培養民眾的資訊識讀能力，但更重要的，制度面要先確保有多元替代性資訊存在，才有資訊判讀的空間，要強化公廣集團、挹注獨立媒體，也要督促 Google、FB 等大企業分潤給原創性新聞業者，讓它們不會因為廣告被搶走而活不下去。

王希也補充，他認為面對資訊操弄最好的防禦就是「教育」。他要大家試想，在求學階段有學過任何一堂媒體識讀課？現在臺灣面對這麼多假訊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學過，臺灣社會卻期待一個從沒學過的資訊判讀力，成為公民後就要瞬間具備？這是否很荒謬？

「資訊判讀力是現代所有公民必須重修的一堂公民課！」王希指出，有資訊判讀的能力，才能夠去抵抗任何國家或單位施加的資訊操弄，相信民主防衛的基礎來自於強而有力的社群連結，強而有力的社群來自每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