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結束至今，台灣曾經有過好幾次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機會，卻因為不了解選擇的重要性、不知道自己有選項，而不斷失去機會，導致台灣越來越艱難的國際地位和現況。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教授張國城日前在新書發表講座上指出，七十年來台灣人在面臨選擇時，選擇當獨立國家的意願跟決心越來越低，表現出來跟中國統一的比例跟決心卻越來越強，從過去能夠爭取成為一個國家，再到試圖主張「兩國論」，後來到只是爭取加入聯合國，到了 2018 年只是希望用「台灣」的名義參加國際比賽，卻被台灣人自己親手一一否決。他感嘆表示，台灣人對自己身為公民的義務不清楚，是民主國家很大的威脅。
張國城表示，國家的身份就是對人民的保護傘，並呼籲，「台灣人永遠不要在該做選擇時不知道要做選擇、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選項」，指出敵對勢力就是要讓台灣人沒有選擇的權利，或是讓台灣人的選項變得越來越少，逼迫台灣人只能服從。現在的台灣人必須了解對台灣不利的因素，才能知道怎麼去調整、怎麼去面對我們的未來。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教授張國城指出，台灣曾經有過好幾次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機會，卻因為不了解選擇的重要性、不知道自己有選項，而不斷失去機會。（攝影／賴昀）
台灣到底要不要成為一個國家？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教授張國城發表新書《國家的決斷：給台灣人看的二戰後國際關係史》，並於 11 月 23 日出席由八旗文化在慕哲咖啡舉辦的新書發表會，他表示寫書的目的是想解答「台灣到底要不要成為一個國家」的爭議，雖然有些人認為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但是就國際關係而言，「國家」有其特質，對一個國家區域內的人來說，也有一定的作用和效益，除了探討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之外，張國城還希望藉由《國家的決斷》一書釐清台灣是否具有「國家」的特質和效益？如果沒有，又是為什麼沒有？這些特質和效益對台灣人來說到底重不重要？
張國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談起，指出二戰造成台灣統治者的轉換，除了因日本戰敗改變台灣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歸屬之外，還因蘇聯成為戰勝國以及許多地方因戰亂陷入貧困，而使共產主義全面壯大、擴張，對台灣的影響就是導致戰敗的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
張國城指出，「國家」所具備的效益，在因台灣主權歸屬出現爭議，而陷入尷尬處境的台灣人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日本戰後在日本要適用日本法律時，台灣人曾被一併視為日本人管理，但在日本人戰後獲得日本政府各種補償措施以及日本憲法賦予人民權利時，台灣人又被當成中國人，無法享有補償也無法獲得民權；中國國民黨來台接收時，說台灣人的財產是日產，比照戰時日本人、朝鮮人的地位，沒收了不少台灣人財產，但施行中華民國法律時，又把台灣人看作中國人管理。
這種獨特、尷尬的地位，連帶導向了後來的二二八事件，和中國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對待台灣人的各種認知上、心理上和實際措施上的差別待遇，乃至於因為中國國民黨以「反攻大陸」為由，使台灣進入軍事戒嚴體制，並長期凍結中華民國憲法。同時，中國國民黨灌輸給台灣人「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台灣跟大陸都是中國」這樣的想法，影響台灣至今。
中國國民黨以「反攻大陸」為由，使台灣進入軍事體制，並灌輸給台灣人「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台灣跟大陸都是中國」這樣的想法，影響台灣至今。圖為金門大膽島，取自 Wikipedia，作者：Shizhao，授權條款：CC BY-SA 3.0。
台灣錯失了非常多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機會
張國城表示，二戰迄今超過 70 年，但帶給台灣的影響非但沒有消失，反而隨著時間強化，可說造成台灣如今現況的因，早在二戰就已種下。他嘆，從二戰結束的 1945 年到現在，台灣錯失了非常多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機會。
張國城細數，首先在 1945 年日本撤離台灣後，台灣主權歸屬於誰？當時，其實台灣人並不是完全沒有自己作主決定台灣前途的機會。雖然因為日本遵從開羅宣言和波茲坦宣言，台灣由盟軍委託，交由中華民國代管，但其實盟軍對於中華民國的代管要維持多久其實看法分歧，英國就因為擔心台灣從此交由中華民國管理會讓中華民國對香港主權提出同樣主張而態度含糊，堅持等到《對日和約》簽署，再來決定台灣的歸屬，美國則對英國統治香港這種「殖民時代的遺毒」不以為然，仍然派遣飛機船艦協助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但張國城強調，當時台灣的主權歸屬仍然要取決於台灣人的決定，台灣人卻明確表達了「要成為中國人」的意向，也沒有有力領導獨立的領袖和團體。張國城嘆，「恐怕那時候的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選項，也不知道自己該做選擇，所以自然而然接受中華民國的統治」。
張國城指出，當時全亞洲「都是民族自決」，除了日本戰敗之外，英國、法國、荷蘭等長期控制亞洲的歐洲國家也因戰爭而大幅衰弱，對殖民地的控制因而減弱，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緬甸⋯⋯等亞洲國家也在東亞戰爭中培育出武裝反抗和組織的人才，紛紛起身對抗殖民者並獲得獨立，台灣卻因為台灣人自己歡迎中華民國，再加上大量中國人民播遷來台而失去選擇民族自決的機會。張國城說，「沒有任何時候比當時更有機會，讓台灣人選擇要不要成為國家，但是這個機會飛走了」。
到 1950 年時，台灣曾遇上另一個相似的機會，就是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前來協防台灣，並和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站穩腳跟的最重要因素。張國城表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確定為台灣澎湖和「雙方同意的其他領土」，給了台灣一個「國號叫中華民國，領土範圍是台灣澎湖」的「兩國論」機會，但是時任總統蔣中正仍希望反攻大陸，取回失土，變成「雙方同意的其他領土」，因此沒有明確將領土範圍框定。即使早在 1950 年美國就已經不支持反攻大陸，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實質上的軍事大作為，但仍然以「反攻大陸」為由，在國內體制、政治、教育、法統維繫上，仍然維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論述，台灣就此失去成為一個國家的第二次機會。
台灣失去的第三個機會，則是在 1971 年聯合國通過 2758 號決議，解除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的時候。當時，日本、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希望台灣不要離開聯合國，認為安全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國席次將交給北京當局，但台灣也可以在聯合國享有席次，和中國共同存在。張國城表示，有很多人爭論台灣是否曾經有過留在聯合國的機會，但他指出聯合國的基本精神不允許排除特定會員，只會改換代表，例如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政府繼承蘇聯的席次、過往的所有權利義務和簽訂的條約，而非驅逐蘇聯代表讓俄羅斯以新國家身分重新入會。這樣的精神是為了避免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以免美蘇兩大國對另一方國家發起「驅逐戰」，最後聯合國裡只剩美蘇兩個國家。張國城遺憾指出，那一次的機會就算最後無法為台灣保留會籍，但也是聯合國第一次正式討論、確認台灣地位，來自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卻堅決反對讓台灣留在聯合國的主張。即使後來蔣中正意識到此事的重要性，卻已經來不及了，台灣失去了成為在聯合國享有會籍的政治實體的機會。
之後台灣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台灣唯一再有機會表達「我們和中國是不同國家」的時候，是 2008 年的入聯公投，結果台灣人用過半的比數否決，表達「我們不要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張國城嘆，「以前還可以決定要不要爭取獨立，後來退到爭取兩個中國，再到只是爭入聯」。然後到了 2018 年，「就更退了」，只是爭取用「台灣」名義參加國際賽會的東奧正名公投也被否決。張國城認為，台灣人在面臨選擇時，選擇當獨立國家的意願跟決心越來越低，表現出來跟中國統一的比例跟決心卻越來越強，事實上台灣人有一百種統一的方式，要獨立卻只有一種方法，而在過去較為有利的環境中一次又一次失去機會之後，現在台灣陷入了更為艱難的局面。
張國城認為，台灣人在面臨選擇時，選擇當獨立國家的意願跟決心越來越低，表現出來跟中國統一的比例跟決心卻越來越強。（攝影／賴昀）
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正面臨重要的選擇
張國城痛陳，長期以來台灣人「共同體」的意識、「我者」與「他者」的意識非常模糊，但是「我者」與「他者」的意識正是法治的基礎，沒有這樣的意識，台灣即使制定用來保護自己國家的法律，也很容易被找到破口。例如有許多人相信若中華隊改名台灣隊，運動員就沒辦法出賽，因此否決東奧正名公投，但事實上台灣有多少人平時就在關心單項運動的運動員？到了公投之前，才忽然關心運動員能不能參賽，這就是中國資訊戰「入島入心」影響力的展現。張國城無奈表示，如果一個國家會為了運動員能不能參賽就改名，那這國家沒辦法存在，並舉例如果以後被中國用農產品不能出口來威脅台灣改名，台灣是不是也會接受？
張國城進一步表示，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正面臨重要的選擇，其實在現實生活裡也常常這樣，像是保險條約看都不看就簽約，而教育的目的應該是教大家如何做選擇、何時下決定。他以投資舉例，強調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國家的「股東」，要選出好的 CEO，可是有很多小股東只是想拿紀念品，根本不了解投資的公司。對自己身為公民的義務不清楚，是民主國家很大的威脅。
另外，現場有人對中國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表示擔憂，張國城提醒，曾赴中國聽習近平訓話的退將吳斯懷排名第四引起廣大疑慮，但他要幫吳斯懷說一句公道話，他認為吳斯懷是一個「太大的目標」，這種人不可能當間諜。且中共並不會明天就攻打台灣，對北京來說更重要的是去影響台灣人的思維，這也是資訊戰的用意所在。張國城猜測，吳斯懷成為立委之後一定特別循規蹈矩，只要現在社會對他的疑慮四年後都沒有發生，就是打臉現在質疑他的人，「證明你們這些 1450 就是抹黑」。而且吳斯懷也不一定會加入國防委員會。且全台灣的注意力都在吳斯懷身上時，「其他同黨立委就不會做你們怕他（吳斯懷）做的事嗎？」
受中國資訊戰影響，有許多台灣人相信若中華隊改名台灣隊，運動員就沒辦法出賽，因此否決東奧正名公投。（製圖／沃草）
國家的身份就是人民的保護傘
而對香港面臨的現狀，張國城悲觀表示，中共的目標是希望示威者趕快從香港街頭消失，用什麼方法都可以，香港特區政府則認定「秘密逮捕」是讓示威者消失最快的方法，在目標達到之前，中共不會停止。他認為，香港的命運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就已經註定，依照《中英共同聲明》的 50 年不變承諾，香港到了 2047 年 6 月 30 日就會和中國「一國一制」，現在的抗爭只是提早，而中共政府若想要維持統治，就不會讓步
張國城解釋，由於在國際組織裡不管小國還是大國都有一票投票權，因此國際強權經常會支援小國獨立，未來成為在國際支持自己的一票，但若沒有國家地位，外國無法也很少對地區人民遭受到的國家暴力提出干預。張國城舉例，光是在亞洲，過去就有印尼排華暴動後鎮壓左派、泰國政府鎮壓學生、緬甸政府對僧侶開槍、赤柬、越共等等比香港警察暴力量級更大的國家暴力，但是別的國家也都無權干預。
張國城表示，就二戰後的國際關係史中可以發現，就算成為大國附庸，經常都比成為大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好太多，「少數民族就被關門打狗了」，指出國家身份對特殊群體的天然保護作用。像是蘇格蘭比歐洲島國馬爾他大，可是蘇格蘭在歐盟沒有話語權，馬爾他則在歐盟的許多場合享有和歐洲最大國德國一樣的地位，因為國家的身份就是一個保護傘，這也是台灣應該能在香港抗爭中看到的警示。
張國城以投資舉例，強調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國家的「股東」，要選出好的 CEO，可是有很多小股東只是想拿紀念品，根本不了解投資的公司。（攝影／賴昀）
張國城呼籲，「台灣人不能再重蹈『該做選擇時不知道要做選擇、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選項』的歷史覆轍！」指出敵對勢力就是要「讓台灣人沒有選擇的權利」，或是「讓台灣人的選項變得越來越少」，在現在的國際關係上就是要讓台灣人沒辦法再做選擇，「與其消滅對手，不如限制他的選項，讓他只能談和，或服從於你」，現在的台灣人必須了解對台灣不利的因素，才能知道怎麼去調整、怎麼去面對我們的未來，展現決心才能去爭取對台灣最好的天時、地利、人和。面臨即將到來的選舉，更是必須睜大眼睛，不能做出錯誤的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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