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浪潮為民主帶來的威脅是什麼?日前,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以威瑪共和國的滅亡為例,指出儘管當時很多德國人認為希特勒「是小丑、是草包」,但是威瑪共和國有至少 40% 的人仍然懷念德意志帝國、懷念「英明」的強人領袖,而希特勒就被懷念「英明領袖」的人們視為「最後希望」,成功利用民主制度取得政權,造就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法西斯帝國——納粹德國。當時的威瑪共和國出現了種種亂象:軍警、公務員、法官等族群因為懷念帝國時期而成為反民主先鋒;納粹黨號召大批地痞流氓,動員群眾暴力,「到哪裡都要唱歌,意見不同就罵、就打人」,即使活活打死報導納粹醜聞的記者,仍被法官奉為上賓、獲得輕判。林佳和以威瑪共和國末日亂象影射臺灣,提出警告指出臺灣民主岌岌可危。面對臺灣威瑪化的危機,林佳和神情凝重,但仍堅持他的信念:「知識上我永遠悲觀,行動上我永遠樂觀。」他表示,如果明年 1 月的選舉結果影響臺灣國家的存續,我們能做的,也許只有依靠強大的公民社會力量,設法矯正。
威瑪共和國的失敗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 7 月 13 日在「民主如何防衛敵人」講座上介紹德國首次實行共和制度的「威瑪共和國」衰亡的歷史,他指出,臺灣政治的發展進程與東歐幾乎亦步亦趨,皆在 8、90 年代走向民主化,政府體制也同樣走向混合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半總統制」,既有人民直選產生的總統,也另有向國會負責的內閣掌握權力。林佳和表示,像臺灣、東歐這樣,曾經歷獨裁統治,之後走向民主的政體,很容易偏向半總統制,而威瑪共和國,就是第一個採行半總統制的國家。
威瑪共和國存在 13 年 11個月,總共有過 20 名閣揆,頻繁更換內閣讓政治不安。講到這裡,林佳和幽默補充:「我不是在講臺灣,我在講威瑪。我也不是在講威瑪,我在影射臺灣。」他指出,威瑪共和國政治不安導致政治過度動員。當國會經過協商找出多數人「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政策方案時,就會被群眾啟動公投推翻這個方案。在公投的動員過程中,群眾走向偏激,不容任何妥協,非要爭出你死我活。林佳和舉例,當時的動員口號甚至是「讓貴族沒有任何一塊錢」,他大表荒謬:「財產權可以這樣公投嗎?」
林佳和補充,威瑪共和國有三種人最仇恨民主:公務員、軍警,和法官。這些人懷念帝國時代自己地位崇高,不服膺於人人地位平等的民主社會,因而變成「反民主」最堅實的支持者。「這是一個警訊」林佳和說,若國家公僕不服民主,民主很難有希望。而臺灣,也沒有完全跳脫這個問題。
另外,威瑪共和國還出現不受法律約束、具武裝力量的政黨在街頭打人。說到這裡,林佳和特別澄清:「我不是在說統促黨。」由於當時往往是由號召各地流氓的納粹黨在街頭暴力佔優勢,支持納粹主張的警察就袖手旁觀。納粹黨崇尚政治暴力、激情動員,激情的納粹支持者「到哪裡都要唱民族歌曲,意見不同就罵、就打人。」工業資本家、金融家在背後支持這群人;即使活活打死報導納粹醜聞的記者,也仍被法官奉為上賓、獲得輕判;而納粹黨號召的流氓,後來成了納粹德國的黨衛軍。
當時掀起的希特勒炫風其實讓很多人憂慮。林佳和強調,當時並不是人人將希特勒視為救世主,很多人認為希特勒「是小丑、是草包」,但是人們低估了政治體制的危險,更低估了希特勒帶來的危害。當時威瑪共和國有至少 40% 的人仍然懷念德意志帝國、懷念英明的領袖,加上當時威瑪共和國嚴峻的經濟挑戰讓人們只顧自身的溫飽「小確幸」、動蕩不安的政治讓街頭日日混戰,使人們認為「政府無能」,越趨偏激,威瑪共和國最後將希望寄託在尋找一名「卡里斯瑪」領袖。林佳和指出:「只有反民主、反動的力量會把自己包裝成卡里斯瑪。」希特勒於是被德國人視為「最後希望」,而當時納粹黨競選海報上寫著「納粹黨幫你照顧家庭」也讓人聯想起如今聽到的「6 歲之前國家幫你養小孩」口號。
社會上不斷的紛爭讓「沒有憲法意志的人民,最後只能嚮往秩序」,而這種心態放到臺灣,就變成「藍綠一樣爛」,這樣的「反民主」態勢讓民主淪為潑糞、淪為烏賊戰。林佳和表示,在這種情勢下,假資訊也隨之氾濫,而假資訊帶來最可怕的影響就是「沒有人相信真訊息,所有人都認為價值是被包裝的」他認為,當一個社會沒有人相信真相,也就無人能判斷是非,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林佳和指出,當時威瑪共和國是多種不同價值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等碰撞的試煉場,不同主張的政黨之間抗拒合作,例如德國共產黨連和同樣左傾的社會民主黨都無法合作,甚至寧願與敵人合作來「幹掉同志」。當時,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選舉得到的票數實際上加起來勝過納粹黨,卻因嚴重分裂而使納粹黨獲得勝利。
沒有共和人的共和國
林佳和將威瑪稱之為「沒有共和人的共和國」,他指出威瑪的選舉海報顯示當時的政黨以向人民販賣恐懼作為最重要的競選策略,而非給予希望。雪上加霜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幾乎毀了威瑪共和國,林佳和表示:「經濟是讓反民主力量崛起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堅實的民主傳統,它在危急之刻將無法面對反民主力量。」他更憂心表示:「臺灣有很多類威瑪痕跡。」
威瑪共和國僅存在 13 年就被人類歷史上罪孽最深重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林佳和指出歷史學界將其失敗歸因於:
一、德意志帝國意識的殘留讓社會沒有改變
林佳和解釋,當時的威瑪共和國雖然號稱民主,但是在學校、在家庭、在職場等等日常場所仍然和封建時代沒有兩樣,民主精神並沒有延伸到人民的生活裡,徒留政治形式。他補充,威瑪共和國這樣的社會特徵,在臺灣也見得到。
二、城市資產階級羸弱,無能推翻極權主義
林佳和表示,不同於英國、法國等老牌民主國家,日耳曼人缺乏堅實的資產階級、或是資產階級滿腦封建思想,「有錢人不會出來捍衛民主」。由於通貨膨脹,威瑪共和國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只能在乎自己的生計,不肯挺身捍衛民主,使得民主缺乏支持力量,岌岌可危。
三、拿破崙佔領並沒有帶來法國美好的東西
林佳和說明,拿破崙的佔領對日耳曼人影響甚鉅,卻沒有把法國珍貴的價值如國民主權、資產階級權利帶入日耳曼人的社會。即使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後,議會裡存在民主的聲音,但也無法對整個社會造成質變。
四、民主意識只存在於少數人
林佳和表示,當時啟蒙理念、自由主義思潮以及民主意識只存在於少數人的「同溫層」之間,而這些人被視為「國家的敵人、不忠於上帝」。在當時的威瑪共和國,任何人批評政府就會被視為「不忠於國家」。林佳和補充,這是前民主社會典型的特徵,情況如同今天的中國,政府不容批評。
越是新興民主體制,民粹主義的威脅越大
林佳和指出,「民主對於不同言論及行為的容忍是否有界線存在?」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問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曾言:「民主有一不可避免的傾向,如自由行使無度,將驟變獨裁。」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也說過:「也許事實是,數百萬人投票只是讓自己依附在威權體制。」指出有權選擇政府,並不代表自由能夠因此被保存,投票的自由並不一定能夠帶來自由的結果。當人民擁有權利、做出選擇,同時就必須承擔責任,因為自由和責任永遠分不開。
而在後民主時代,不利於民主的「反民主」、「反政治」、「民粹」等種種趨勢興起,這些現象未必是民主的敵人,但構成對民主的威脅。以激進民粹主義為例,其將社會直接分裂為「共同的人民」對抗「貪污的菁英」,支持者甚至相信一定程度的獨裁。林佳和表示,越是新興民主體制,民粹主義的威脅就越大,因為不存在穩固的政黨政治,沒有對國家、對憲法忠實的反對黨。在臺灣以外的國家,這樣的政黨政治傾向將種族差異轉換成偏激的政治路線,而在臺灣,被用以將群眾一分為二、劃清界線的差異則是統獨、是省籍。林佳和說明:「民粹就是劃清界線,跟我一樣的就是人民的意志,跟我不一樣就是反人民。」
林佳和進一步說明,在二戰前夕,已有許多學者感受到民主遭受威脅,因而提出「防衛性民主」的概念,例如猶太裔政治學家 Karl Loewenstein 就在 1937 年提出,遭法西斯主義威脅的民主立憲國家,應有權利和義務暫時中止、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但為時已晚,納粹已經上台。
面對臺灣「末日威瑪」景象 林佳和:我只能樂觀
威瑪共和國「生於革命,亡于民主」的慘痛經歷讓德國人深刻反省,《西德基本法》為了不讓納粹在威瑪時代「合法毀棄民主」的悲劇重演,以「防衛性民主」的概念,制定了壓制毀棄民主行為的預防性保護制度,包括禁止「反民主」思想人士公開演講、宣傳、著書、教學等基本權,並沒收其宣傳工具,致力於保護國家的存續。德國法律視人性尊嚴為最高價值,為了維護人性尊嚴,允許限制特定人士部分自由,例如將仇恨言論、否認猶太大屠殺和宣揚納粹的言論刑責化。
雖然民主必須設法保衛自身,但林佳和提醒:「防衛性民主不能犧牲掉民主,不能以壓制言論自由作為手段。」如果臺灣面對國家存續問題,我們必須問:什麼樣防衛民主手段是必要的?必須依據臺灣的環境與條件畫出不可逾越的紅線。雖然如今的臺灣出現許多「末日威瑪」的景象,但林佳和表示:「我只能樂觀。」他指出,如果明年 1 月的選舉結果影響臺灣國家的存續,臺灣還有一些機制存在: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之下,大法官機制仍能控制違反憲法的行為;如果國會能夠發揮制衡力量,臺灣還能再爭取一些時間;臺灣擁有強大的公民力量,這是威瑪共和國及其他民主遭受威脅國家所沒有的,「萬一(明年投票的)結果是我們不樂見的,只能倚靠公民力量矯正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