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向全球輸出言論管制？來看中國壓制外國媒體報導的四種手段

中國向全世界輸出的，不只病毒，還有言論管制！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上個月的《北京的全球擴音器》報告指出，將中國嚴苛的言論審查制度「輸出」到國外，也是中國共產黨「大外宣」計畫的重要一部分。對中國政府來說，除了在海外宣傳中國「偉大、光明、正面」的形象之外，還必須同時掩蓋中國的黑暗面，不允許海外媒體揭露中國的貪腐問題、人權問題、間諜問題等等。中國政府主要透過四種方式壓下不利中國的外媒報導，包括：正式的外交系統干預、中國代理人施壓恐嚇、暴力攻擊，以及鼓動外媒在壓力下「自我審查」等方式，極力壓下海外媒體關於中國的負面報導，除此之外中國還積極接觸、拉攏海外政治領袖，企圖藉此讓外國政府也成為「中國代理人」。WHO 秘書長譚德塞就因武漢肺炎爆發期間仍百般維護中國，甚至因此延誤全球防疫工作而遭受抨擊。

中國壓制外國媒體報導的四種手段

報告作者、自由之家高級研究分析師 Sarah Cook 指出，中國自從 1949 年建國以來，一向對中國人民言論和新聞實施層層審查、扼殺國內異議聲音，而在過去 30 年，中國國家機器開始將國外的媒體也納入其審查對象的範疇。配合「大外宣」計畫的進程，中國利用各種公開或是秘密進行的方式，從國外（包括香港和台灣）的中文媒體開始，逐步實踐跨國的言論審查。

過去，中國在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等地區的媒體工作主要是宣傳由中國官媒所製作的內容，近年隨著中國在其他國家加大投資，中國官員開始利用中國在當地的經濟影響力，頻頻干涉當地媒體的報導、掩蓋中國的負面新聞及評論。

自由之家舉列，中國壓制外國媒體報導的方式可分為四大類：

一、中國政府官員直接進行干預

中國外交官、地方官員、國安人員和審查機關往往會在中國國內，對外籍記者的工作進行明確的干預。在中國境內的手段，包括直接阻礙記者進行採訪和調查、拒發中國簽證給記者、政府封鎖新聞網站、拘捕記者在中國的親屬、直接闖入記者落腳的旅館等等，種種作為的目的都是為了妨礙記者收集資訊、發表報導，以及「懲罰」不遵守中國審查的海外媒體與新聞工作者。

在中國境外，中國外交官則施壓媒體高階主管、資深編輯來壓下對中國不利的報導內容，或是利用電話威脅、公開羞辱等方式來恐嚇撰寫報導的記者，已曝光的受害者有美國的中文媒體、俄羅斯媒體、甘比亞媒體、緬甸媒體和瑞典媒體。例如，在 2018 年 1 月到 2019 年 2 月期間，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表了至少 52 篇針對特定記者和媒體的聲明，對其進行批評、羞辱和威脅。2019 年 3 月時，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也對俄羅斯自由派報紙 Nezavismaya Gazeta 發佈的一篇中國經濟評論文章的作者發出警吿，明確要求刪除其在新聞網站上的文章，否則「你將被列入黑名單，永遠不得入境中國！」

二、影響外國媒體展開「自我審查」

2013 年時，知名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刊登關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導，遭到中國政府的猛烈攻擊，因此《彭博社》在美國的主管層決定終止對中國富商與中國關關之間聯繫的一連串調查。其他多間有在中國營運的外國新聞機構也增加對政治敏感新聞的內部審查，讓這類文章被壓下、淡化，或是延後見報。也有記者因為媒體機構對中國議題的「自我審查」而遭到開除，例如加拿大的《環球華報》的兩名記者 Gao Bingchen 和 Emily Feng 分別在 2016 年、2017 年遭到解雇，解雇的理由都是因為他們刊登了讓北京不高興的報導內容。

中國政府透過國企負責人或是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企業家收購外國媒體公司的所有權或是股份，開始影響這些外國媒體的編輯方針，近年最為人知的案例之一是 2015 年著名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被中共黨員、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創始人收購，收購之後《南華早報》傾向對中國在香港的各項政策及中國政府相關新聞發表正面評論。除了香港以外，蒙古、南非和阿根廷也與中國授權的機構建立財務或其他合作關係，並隨之減少、淡化對中國各項活動的相關報導。例如，2013 年，兩家與中國政府密切關聯的公司收購南非第二大媒體公司《獨立媒體》20% 的股份，五年後該媒體的專欄作家 Azad Essa 在刊出關於新疆集中營的文章之後，專欄忽然遭到取消。

三、透過中國代理人對外國媒體施壓

中國共產黨經常利用廣告商、衛星、科技公司、外國政府以及國際組織作為其代理人，在海外阻止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不利的新聞報導見報，例如澳洲華文媒體《看中國》的多名廣告客戶就因受到中國情報機構官員威脅而抽掉廣告，連地方政府喬治河市議會都因遭到中國外交官施壓而一度禁止與《看中國》合作，其他的例子還有蘋果公司從中國區的 App Store 刪除了《紐約時報》中文版和網路媒體 Quartz 的應用程式，以及香港政府拒絕《金融時報》亞洲區總編輯馬凱的簽證續簽申請。

近年，中國代理人開始利用向新聞記者和所屬媒體提吿的方式，打壓立場不親中的新聞媒體。例如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就曾對反共立場鮮明的《蘋果日報》提告、曾每日翻看《蘋果日報》有無刊登全版廣告並貼上個人 Facebook，稱「蘋果日報是廣告商養的，廣告商是顧客養的」鼓動其支持者抵制廣告商，還有一名《蘋果日報》的記者因報導梁振英與香港黑道、「元朗黑夜」事件的白衣暴徒有聯繫而遭到提告；在捷克，當地媒體報導中國石油和金融集團「華信能源」與中國軍事情報系統有聯繫，因此遭到華信能源的律師提告。

許多新聞自由受到政府限制的國家，例如塞爾維亞、尚比亞、匈牙利、馬爾地夫，還有 Rafael Correa 總統執政時期的厄瓜多，政府傾向鼓勵當地媒體為中國進行正面報導，還有其他國家的政府，會懲罰發表不利中國新聞的當地媒體。2019 年 5 月，尼泊爾國家新聞社針對三名報導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記者展開調查；2018 年，泰國警方拘捕了一名台灣公民，理由是這名台灣人曾協助美國《希望之聲》電台在中國播放未經審查的節目，在印尼和越南也發生了兩起類似的事件。

四、中國對異議者發起網路攻擊、人身攻擊和威脅恐嚇

報導不利中國新聞的記者和媒體經常被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小粉紅」進行網路攻擊和人身攻擊，除了海外中國民主派媒體和流亡社群一貫被當成箭靶之外，美國媒體的網站也會遭受攻擊，例如《華爾街日報》的電腦系統曾遭攻擊，美國程式碼共享網站 GitHub 也曾遭到大規模的 DoS1攻擊，企圖使其網站癱瘓，攻擊來源被查出是中國伺服器。

香港的英文獨立媒體 Hong Kong Free Press 的兩名員工在 2018 年就曾收到威脅信，《蘋果日報》更曾兩次遭到汽油彈攻擊。

中國政府拉攏外國官員，使其為中國服務

中國政府同樣積極的與外國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建立關係，透過提供利益的方式，讓外國官員在當地以官方身份維護北京，例如紐西蘭國會議員 Todd McClay 近日呼應中國政府的用語，將新疆維吾爾集中營稱為「職業培訓營」；紐西蘭最大在野黨黨魁 Simon Bridges 更在同黨華裔議員楊健牽線下，赴中會見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郭聲琨，並盛讚中國經濟發展快速，同時避談香港人權問題，楊健更是企圖隱瞞其解放軍背景，擁有重大間諜嫌疑；德國前總理 Gerhard Schröder 也曾在《路透社》的訪問中駁斥新疆集中營的存在，稱其「流言蜚語」、反對把中國企業華為從 5G 招標排除，還說德國應該與中國密切合作，不應該妖魔化中國。過去，Schröder 也曾爆出協助德國公司與中國政府及中共官員接觸的醜聞。

在 2019 年底，中國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快速失控蔓延全球，WHO 秘書長譚德賽卻一再維護中國的形象、稱讚中國的「防疫努力」，甚至因此多次誤判疫情導致全球疫情惡化，引起全球廣泛批評，《華爾街日報》就批評譚德塞此舉令 WHO 信譽嚴重受損。此外，海外中國人也發現他們無法在微信上與身在中國的用戶分享批評習近平處理武漢肺炎方式的文章，居住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西班牙、澳洲、德國和馬來西亞的海外中國人都遭遇到相同的問題，微信甚至會以「散佈惡意謠言」為由封鎖他們的帳號，由於中國政府封鎖其他的外國聊天 App，因此他們等於是被切斷了和中國親友的聯繫。

一位移民到美國費城的華人微信用戶就向美國媒體 VICE 表示，「我來美國是為了自由，我以為我擺脫了中國共產黨的威脅，但我錯了，我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