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知名歌手王力宏日前與前妻李靚蕾離婚事件沸沸揚揚，「蕾神之鎚」的新聞事件也引起許多人思考家庭照護者為婚姻放棄職涯，離婚時無形貢獻卻被忽視的困境。民進黨立委范雲今（17）日與民團「婦女新知基金會」召開公聽會，期盼修法改善「贍養費」過去十年間請求成功率僅 2 成的問題，刪去現行法令規定、必須「陷於生活困難」才能請求贍養費的嚴苛要件，看見對家庭的無形貢獻，讓因婚姻犧牲職涯卻沒有陷入生活困難者，得到該有的補償。
「落實 CEDAW 保障離婚配偶經濟權利，推動贍養費及離婚請求分配年金」修法公聽會（攝影／廖昱涵）
范雲指出，要落實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精神，保障離婚配偶經濟權益，但臺灣法制實務上，卻有贍養費以及請求年金的困難。
請求贍養費成功率低 十年僅 2 成
為何《民法》贍養費多請求不成？范雲指出，現行請求贍養費需「無過失一方」、「因判決離婚」、「陷於生活困難者」等要件嚴苛，很難成立，以致實務上請求件數少。2009 到 2018 整整十年間，不只僅有 115 件請求案（據內政部資料，光 2021 年離婚數就有 4萬 7887 對），其中更僅有 2 成請求成功。多數被駁回之理由是因為，贍養權利人「未陷於生活困難」。
范雲認為，現行規定忽略對配偶一方對家庭之無形貢獻及衍生之機會成本，例如：因婚姻家庭而改變原有之學業或職涯發展、執行無薪家務勞動及照顧工作使另一配偶得以在職場發展等。
對照近來的王力宏離婚事件，贍養費界定，對女性因為婚姻犧牲工作職涯卻沒有陷入生活困難者，在離婚時非常不利。范雲表示，自己以及新知的草案，皆建議重新定義「贍養費」為「婚姻補償金」，使婚姻關係中經濟優勢之一方，於離婚後補償弱勢方之經濟成本，以符合 CEDAW 中「消除經濟弱勢之一方於婚姻解消後所帶來之經濟衝擊」意旨。
民進黨立委范雲（攝影／廖昱涵）
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律師郭怡青表示，目前政院版草案將「無過失一方」、「因判決離婚」的要件刪除，目前官方與民間最大徵點在於「陷於生活困難」。
郭怡青表示，「贍養」一詞，白話文翻譯是比較有錢的配偶，要在離婚後養對方一陣子，而法律上叫做「扶養義務的延伸」。但其實配偶只要離婚，就沒有扶養義務了，所以若要離婚的配偶繼續扶養其中一方，這範圍就要有所限制且條件嚴苛，所以有了「生活困難」的要件。
但郭怡青主張，新知版本刪除「陷於生活困難」，主要是認為一方因婚姻、懷胎、養育、家務勞動，在離婚時減損就業能力時，可以請求贍養費，意即將「贍養費」改定義為「婚姻補償金」的性質，較符合現代婚姻的真實樣貌。但請求也非無限上綱，如婚姻經濟弱勢之一方已於離婚時在「剩餘財產分配」取得足以補償就業能力減損之資產，或被請求方將因為給付贍養費而不能維持生活者，就無須負擔贍養費。
前立委、律師尤美女回顧，《民法》親屬篇在 1930 年實行，當初婚姻家庭的目的就是要傳宗接代，因此冠夫姓、子女從夫姓、財產歸夫所有、離婚監護權歸夫。1996 年各國修改性別不平等的法律，臺灣也花了 10 年修改。
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律師郭怡青（攝影／廖昱涵）
但尤美女感嘆，「傳宗接代」的核心價值還是在，只是納入了少部分的平等，把冠夫姓、子女從夫姓、財產歸夫所有、離婚監護權歸夫，加上一個「可以約定」的但書。她抨擊，這根本「換湯不換藥」，沒有符合男女平等。
尤美女說，後來婦團開始推動《民法》親屬篇的修正，經過大法官釋字第 365 號解釋後，法務部展開三階段修法，但是贍養費部分沒有動過。等同長達 93 年，還是延長扶養義務的「家父長」概念思考。
但明明 1996 年的修法後，不再強調婚姻「傳宗接代」的功能，婚姻雙方應是合夥、平等關係的「夥伴關係」。所以尤美女主張，贍養費修法不該再退回「家父長制」的扶養義務延長思維，應是「婚姻補償」。
尤美女說，夫妻一方因為結婚、懷胎、養育子女、操持家務離開職場。一但要離婚，透過經濟安全平等機制，因此設計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制度。但實務上，很可能雙方根本沒有剩餘財產能分，大多是房貸等負債，這難道要雙方就拍拍屁股走人？
前立委、律師尤美女（攝影／廖昱涵）
尤美女質疑，一方因婚姻離開職場，離婚後職涯等同要從零開始，但另一方卻因此維持穩固的職涯。基於「分配正義」，當然要有所補償，這是對機會成本的損失、就業能力減損的補償。
剩餘財產分配、贍養費是否重複評價「家務付出」？
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與贍養費，也引起是否會有重複評價、同時具有兩種請求權的質疑。少年及家事廳法官徐淑芬說，剩餘財產分配官司，的確是家事法庭中比較複雜的案件類型。往往要打到三審，若沒有調解可能花 5-6 年跑不掉。
徐淑芬指出，目前的「剩餘財產分配」條文中，就有要求需評價家務付出，所以針對所謂就業能力的減損和機會成本喪失，不排除律師可能在剩餘財產分配官司時就開始主張，那法官就一定要對此進行審酌。
徐淑芬質疑，這是否將影響贍養費的案件進行？建議法制設計上，還是要盡量切割清楚，不要互相影響。的確，也有可能分配財產出去的人同樣可能是就業減損方，彼此不要糾葛，實務上才可以真正保障弱勢方。
尤美女回應，《家事事件法》的設計，就是希望將婚姻案件衍伸出來的問題一次解決，也希望解決前先進入調解，過程中就可了解婚姻狀況和雙方想法，最終調解不成才訴訟。
針對大家擔心，會不會先打贍養費官司，又打財產分配官司，再打扶養權官司？尤美女認為，現在有《家事事件法》併案處理，剩餘財產分配是第一步針對有形財產處理，若一方覺得不公平、都拿不到分配但有明確就業減損，就能用贍養費做第二步的填補。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官曉薇（攝影／廖昱涵）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官曉薇以美國 80 年代的知名案件舉例，妻子顧小孩又工作支持丈夫完成醫學院學業，但丈夫當上醫生後妻子就被離婚。在這案例中，丈夫雖沒有貢獻，但未來可見當醫生後薪資會增加，而妻子過去照顧小孩造成的薪資減損也是可以想像，因此美國法院就做了「綜合性」的評價。
官曉薇指出，實行贍養費和剩餘財產分配並存的國家，在法院端就是「整體綜合性」去考量。她指出，在實務上要兩者完全切割，這就是困難的。美國案例這麼多的國家，也會認為這是混合評價的。
范雲指出，針對司法院和法務部代表也認為計算「補償就業能力減損」難以操作，但她認為臺灣決定個人薪資就是教育資本，或許可看平均就業薪資去取數值。或者也能請學者去做研究，進一步處理操作型定義。她認為，這並不是無法處理，只要行政部門願意把問題解決，這一次就能同步 CEDAW、落實性別主流化，不希望下一次修法又是十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