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劉芮菁報導
三個禮拜後即將進行 2022 地方大選投票，中國 20 大後許多人開始關注縣市首長面對中國威脅，是會抵抗還是協助中國滲透？戰時是否會以捍衛臺灣立場指揮民防體系？在過去另一個中國政權、中國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黨國時期，多由臺灣人擔任的縣市首長也曾面對類似狀況，是要協助臺灣人抵抗獨裁統治，還是要淪為獨裁政權迫害人民幫兇？阿里山鄒族領袖、45 歲就遭到槍決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的兒子高英傑表示，高一生被逮捕的當天，時任嘉義縣長林金生（知名舞團「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的父親）帶了縣府官員和部隊到達邦部落，把高一生的家團團包圍。高一生的妻子手足無措，在家裡掉眼淚，叫高英傑出去看狀況，他從籬笆鑽出去往外看，發現林金生用日語（當時原住民族在內的臺灣住民普遍只聽得懂本土語言與日語，不懂中國語，中國國民黨政權要散佈假訊息時需要協力者）向眾人宣告高一生貪汙「他說高一生偷了你們的錢」。
高英傑說，過去部落裡的人都很相信高一生的人格，還會傳唱他創作的歌謠，但後來政府四處宣傳高一生是「臺共」、「匪諜」，和湯守仁一起被判「叛亂罪」，村裡的人逐漸不再相信高一生。高英傑難過地說：「原住民都被洗腦，都說我爸爸是匪諜、貪汙。」
白色恐怖受難者高一生的兒子高英傑。攝影：劉芮菁
臺灣共生青年協會上（10）月 21 日臺北教育大學舉行「升起記憶的狼煙──1950 年代白色恐怖原住民政治案件系列講座」，邀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及高英傑回顧高一生受難的過程。周婉窈指出，國民黨政府在 1951 年就派情治人員混入湯守仁經營的高興企業行，線民的報告間接影響政府未來逮捕湯守仁、高一生的決策。她強調，揭露「告密者」身分是轉型正義重要的一環，「不應該在自由民主化的臺灣，保護那些黨國時代的告密者。」
鄒族菁英高一生、湯守仁 1954年遭政府羅織「貪汙」、「匪諜」罪名槍決
高一生是日本殖民時期是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後擔任教師、分駐所巡查、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首任鄉長。湯守仁亦是鄒族菁英，曾擔任嘉義縣縣參議員、日本關東軍軍官與中華民國陸軍少將。二二八事件時，高一生、湯守仁帶領族人協助嘉義市民維持治安，而後又主張原住民自治，埋下日後遭國民黨政府追捕、槍決的遠因。
1952 年，政府以召集「山地保安會議」為名，誘捕高一生、湯守仁等人下山，將他們從嘉義阿里山押送至臺北新店的景美軍法處看守所，以貪污罪嫌起訴後，又以匪諜集會叛亂為由追加罪責，最後在 1954 年執行槍決，判刑過程未有事證，也未引述任何法條。
高英傑回憶，1952 年 9 月 10 日，高一生如同平日一般出門，到十字路車站搭乘運材車下山。但他到車站前，順道去了鄰近的十字國小探望二女兒高貴美，說「我這次離開家會比較久」、「要好好照顧家人」等話，應是預感自己短時間內無法回家，高貴美送高一生到車站，看到兩個人陪著他離開。當晚，高一生被拘禁在嘉義縣警察局。「所以最後見到父親的面的，就是我的二姊。」高英傑說道。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攝影：劉芮菁
情治單位派人監視高、湯二人 詳盡的監視報告還繪製「交友系統表」
周婉窈指出，國民黨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就對原住民有點忌憚，又因為湯守仁在二二八事件時率領部落青年維持嘉義市治安、與嘉義民兵阻止軍隊增援，「政府早就想找機會算這筆帳」。後來高一生、林瑞昌等人提出了「原住民自治」的訴求，確立了國民黨政府剷除異己的動機。1950 年開始，與高一生熟識的人陸續被捕，1951 年情治單位派一位名叫「步凱」的人進入湯守仁經營的高興企業社，化名「路平」，監視湯守仁與高一生的一舉一動。
周婉窈說，「步凱」的監視報告非常詳盡，記錄了他們在餐敘中的對話，繪製出兩人的「交友系統表」，趁湯守仁外出時偷看他的信，甚至在他們被處決後，仍持續監視和他們熟識的人。
「很多人覺得線民可以原諒，但我看布凱的報告後，覺得非常令人生氣。」周婉窈指出，如果只看步凱的報告，會覺得這兩個人壞透了。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步凱的報告導致兩人被判刑，但周婉窈相信，這些監視報告與後來情治單位決定收網、逮捕兩人有關。
轉型正義重要的是「真相」 周婉窈：不應該保護線民
周婉窈批評，現行臺灣法律保護線民、告密者保護得不得了，這是不對的。根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報告，確實有些線民是被脅迫的，但也有很多線民是收了錢，各個線民的狀況應該個別去了解，但也不能因此保密線民的身分，不對外公布檔案。
她直言，轉型正義很重要的就是真相，「我們至少要知道真相，知道誰告了密。我們不認為所有告密的人一定有罪，但是告密本身就不應該，假設哪天臺灣被中國統治，你會接受身邊有人領錢告你密嗎？然後你以後還要被迫原諒他們。」
周婉窈認為，現在是用臺灣自由民主化以後的《檔案法》，以「國家機密」為由保護民主化以前這些黨國體制下的線民、告密者，「我認為這是很不應該的。」她強調：「不應該在自由民主化的臺灣，保護那些黨國時代的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