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促轉會熄燈，但轉型正義仍有許多未竟之業。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君愷日前指出，戒嚴時期的政治案，都是交付軍事審判，造成許多冤案，但更有許多用一般法院審理的政治性案件，使得現今轉型正義處理困難。他以原住民政治受難者高一生為例，身為原民領袖的他最後被一般法院用「貪污案」定罪、毀壞人格。雖然高一生的有罪判決已被促轉會視為政治案件撤銷，但陳君愷質疑，威權時期低落的審判素質，在其他民、刑事案件是否也是這樣運作？他指出，威權時期非軍審的冤案也不會少，同樣的威權體制結構下產生的侵害也需轉型正義，不該分政治案件與否。
政治受難者高一生（攝影／粘庭瑄）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9 月 23 日舉辦「司法改革與轉型正義」講座，邀請陳君愷主講。
據法務部 2007 年統計資料指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數量達 2 萬 9,407 件，無辜受難者約達 14 萬人。另根據司法院統計，臺灣政治案件可能高達 6-7 萬件，推估受害人數超過 20 萬人。而依據促轉會研究結果，威權統治時期曾經擔任法院院長、公懲會委員長的 119 名法官中，共有 83 人擁有國民黨籍，在威權統治，行政權得以透過人事、預算及行政管理介入司法體系運作，獨裁者一手以軍事法庭鎮壓政治異議份子，另一手則透過掌控普通法院，全面介入人民的經濟與社會生活。
「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就是司法改革！」陳君愷指出，西方所建立的權力分立概念就是行政、立法、司法彼此互相制衡，若要用中國聖王賢君的模式統治國家，涉及人性下這幾乎很難達成。但問題在於，中華民國體系繼續維持傳統的中華帝國形式，到了蔣介石在臺灣後更是發揮到極致，行政、立法、司法都成蔣的工具。
陳君愷指出，在蔣介石統治下的司法體系有很多問題。在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所寫〈今日的司法〉一文就提到：第一，當時的司法比日治時代更不如，審判失去獨立精神，司法變成政治工具；第二，審判不公平；第三，主管司法行政人員精神墮落；第四，司法人員風紀敗壞。
威權時期司法的敗壞，也出現「反淘汰」的問題，體制淘汰有良知的司法官。陳君愷舉例，有位被派去做「鹿窟案」的一位軍法官，後來離職去做生意。有人問他為何要離開？他表示：「在那個位子上要做很多違背良心的事。」
陳君愷表示，蔣介石也介入司法審判，在戒嚴時期很多案件都交付「軍法審判」，蔣介石以三軍統帥身份，對軍事慎判司法案件下指導棋。這導致有些法官想按照當時法律輕判，但送到蔣介石手上，就會被質疑是法官互相勾結，加以要處分，讓法官只好再重新改判。
司法成為統治者工具，從 1957 年美國軍人射殺劉自然的外交糾紛可看出。陳君愷指出，當時有一群人去砸美國大使館，依照《戒嚴法》聚眾滋事應該要槍斃，但審判結果有的無罪，甚至判最重的還能易科罰金。
當時黨報《中央日報》，還報導司法部聲明審判獨立不受干涉、司法官素質優秀。但陳君愷指出，當他看到文中所指涉的 3 名審判官范明、張幼文、晉傳棟，結論只有「人渣、人渣、人渣」。他表示，依照促轉會統計的威權時代判處最多死刑的軍法官，范明就是其中一人，張、晉二人當然也是不會少。這些人的判決書看了就知道瞎扯，最很多都被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賠償。
陳君愷認為，這些人事實上是統治者的工具，不需要上級的干涉，自己就會配合統治者的需要，尤其他們當年就是利用這種方式判很多無罪的人死刑，結果他們居然可以讓這群聚眾滋事、砸了美國大使館的人無罪。
「威權體制的人權侵害不只是在政治性部分！」陳君愷強調，有政治受難者在庭上對法官喊冤自白是被刑求的，但法官就只有函詢警總，而警總回應「沒有」就採信了。他痛批，這應該是被調查，而不是被函詢而已，這樣的審判哪裡是對的？
陳君愷也質疑，司法的審判素質不佳，難道這樣的司法官不會在其他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也同樣運作？這些人難道冤得活該嗎？轉型正義不該糾正這一塊嗎？他強調，同樣的威權體制結構，產生的侵害，不分政治與否。
陳君愷指出，很多政治性冤案，就是用非政治的理由去辦。他舉例，像是高一生，身為自我要求極高的原住民領袖，最後留下的罪名是「貪污」，這就是威權政府故意在毀壞受難者的人格。
難道這樣的狀況不會再發生嗎？陳君愷舉例，蘇建和案也是一樣，證據不夠、很多判案問題。甚至還有法官出來講程度很差的話，像是「我是靠考試進去的不是走後門」，這和判決一點關係也沒有。或者是「案件經過 20 幾個法官，難道大家都錯嗎？」他痛批，這當然要看當時的證據來看，又難道大家說蔣介石是偉人，他就真的是偉人嗎？
陳君愷呼籲，目前的轉型正義對受政治審判的受難者恢復名譽，但他認為「非政治性冤案」應該也要糾正。他也指出，現行司法制度是過去威權制度的延續，包括人事、文化或者不說理的心態都是延續的，應該要用外部機制來監督，才能完成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