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數位中介服務法》（中介法）草案尚未送進行政院就引起輿論猛批，連不應受政治與輿論壓力干預的獨立機關 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原定的公聽會都暫緩舉行。上週民團「經濟民主連合」舉辦的座談會中，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徐偉群指出，言論不是絕對不能管制，像是風險集中的金融市場就應該嚴格管制假訊息，但他認為《中介法》草案對「違法內容」的涵蓋範圍太廣又不明確。他表示，國家要管制言論，需有一定正當性，應採列舉式、不厭其煩去名列出來。他重申，除了法律外，防堵假訊息還有很多方法，像是公民也必須承擔防範假訊息威脅的行動：「活在民主社會，累一點也是沒辦法的事。」
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徐偉群（攝影／廖昱涵）
經民聯 18 日舉辦「民主台灣應如何規範中國對網紅產業的滲透」政策共識座談，邀請學者專家針對近來正在進行公聽會的《中介法》草案進行討論。該法日前遭外界批評是「箝制言論自由」，已遭行政院長蘇貞昌拍板暫緩修法，25 日 NCC 原預定舉行的公聽會也取消。
《數位中介服務法》仿效歐盟《數位服務法》
曾參與《中介法》草案研究計畫的徐偉群表示，此法大量參考歐盟 2020 年《數位服務法》。可看出對於其他民主國家，管制網路也是有一定掙扎性，很想做但不知該從何下手。而這部草案不是參考「國家權力躲在後面不負責」的德國網路相關法制，顯示了一定的謹慎性。
徐偉群強調，為了不讓言論市場大幅緊縮，民主國家某程度無法完全去除不實訊息的困擾，但也並非完全不能事後管制言論。他舉例，像是《刑法》中有教唆犯罪、金融市場也管制假消息。至於不能管很嚴，也不是絕對不能管，其中的判準可參考美國最高法院的有無「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原則。
《中介法》對企業的管制為人詬病，但徐偉群認為，像《證券交易法》就是在管制金融市場裡頭的行動者，因為其中有風險集中的問題，而風險越集中，國家越有正當性和必要性進場管制。同理，網路中介服務者也是個資訊風險流通、集中的節點，所以國家才有需要進場管制。
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林春元（攝影／廖昱涵）
中原大學法學院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林春元表示，《中介法》沒有特別去管制使用者行為，留給別的法律處理，也為了避免限制言論自由，採取有點尷尬、矛盾的「低度管制」，剝除主管機關較強的傳統，是要創建可以去制衡平台的架構。其手法包括：由使用者提出異議（第 24 條）、優先處理由被列為舉報者的特定公益團體申訴（第 26 條）。另外，可透過公開資料庫與呈現平台怎麼處理申訴的「透明度報告」讓公眾監督（第 29 條）。最後在主管機關 NCC 部分，則可向法院聲請「資訊限制令」及「緊急資訊限制令」（第 18-20 條）。
法院核發「資訊限制令」是否能量不足？
但在問題面，徐偉群直言，「加註警示」被設計成資訊限制令審查前的暫時處置措施，很容易造成行政濫權，真的很急其實可以用 48 小時內需處理的「緊急限制令」就夠了。另外，行政機關可以不經法院同意向服務業者獲取使用者資料權利，也開啟濫用權力縫隙，認為需要有「法律保留」原則，需要經過法院的審查同意才可以向業者索取資料。
徐偉群也點出，「違法言論或內容」的涵蓋範圍太廣又不明確，這大概是參考歐盟草案的作法，不想要明確化。但他認為，國家要管制言論，必須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的正當性。他主張應該列舉式，不厭其煩去從威脅範疇名列出相關的言論形式。
林春元則質疑，草案中異議申訴標準不明，留下可被操作空間。再者，他也認為平台的公共報告是針對處理異議部分，並無助於草案。他以美國要求網路中介者必須提供付費者資訊的《誠實廣告法》規定為例，公開的是政治性廣告被使用的資訊，包括要定期去發布哪些人買了政治廣告、有多少人看，而草案中僅呈現處理申訴狀況，他疑惑這能達到處理「政治滲透」的立法目的嗎？
針對法院核發的「資訊限制令」，林春元質疑，草案把希望放在法院上，但可能變成個案中心主義，他說這有好有壞，壞處在於無法看到整個民主防衛的架構。但徐偉群則認為，雖然很多人認為法院能量沒這麼大，但他支持言論管制需透過法院嚴格審查決定，避免行政權的濫權。
民主社會的公民行動，也是防範假訊息的必要承擔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涂予尹坦言，對於目前中國嚴重滲透，情感上會想要提前管制，但考量到「明顯而立即的危險」的鐵律，建議對於政府而言，比較好的做法應該是盡量提供資訊提前因應，而非強制手段像是處罰、禁絕言論。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涂予尹（攝影／廖昱涵）
涂予尹認為，至少在民間可以去做內容的歸納分析或整理，對於背後因素、哪些資金或力量驅使這類型言論的滋生傳布，透過這類資訊的暢通，喚起民眾意識，這或許是現階段較務實的解方。要網路業者揭露問題點，包括發文頻率、背後資金等，正當性更充足，也是政府比較容易著力的目標。
林春元指出，威權對民主的攻擊是系統性的，但民主的防禦也是。如果臺灣作為民主社會，不希望強力管制，但管制減少之後，要長出什麼東西出來對抗？臺灣社會若對民主的信任越強，公民社會越強，主管機關的角色也可以越少。
林春元說，目前從歐、美經驗看來，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能對民主防衛立即見效的法規，而且外國討論的不只法律工具，還同時嘗試處理大框架下的問題，包括鞏固民主治理和社會信任，尤其還包括國內的公私單位合作、國際民主盟友的分享與預警。外國經驗發現，需要成立政府、跨國間的資訊分享平台對抗民主威脅，沒有盟友顯然徒勞無功。
「不能期待，也不需期待透過這部法律或任何法律，防堵所有假訊息！」徐偉群重申，國家還有很多不同措施可採取，像是公民在言論市場的行動，也是民主社會防範假訊息威脅的必要承擔：「我只能說，活在民主社會，累一點也是沒辦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