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上（8）月 22 日臺南發生殺警命案，中國國民黨在舉國輿論沸騰時，召開記者會點名現年 70 歲、全國最老的死刑定讞人犯王信福，從 1990 年教唆殺警至今 32 年仍未執行，痛批民進黨政府毫無執行力。但王信福案卻很可能是一起冤案。《流氓王信福》一書作者、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張娟芬指出，王信福案幾乎沒有任何科學證據，判決採用開槍者陳榮傑的證詞作為證據，但王信福受審時，陳榮傑早已被執行（槍決），讓其證詞無從驗證；而對王信福本人的辯解，法院卻不予採信。
張娟芬嘆道，犯案的兇槍上根本驗不到王信福的指紋，但判決卻認定是因為「槍放了 30 幾年」導致指紋消失，這是冤案中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維，即便調查結果對被告有利，法院也不願意認錯。
作家、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張娟芬，曾拍攝紀實電影《審判王信福（2020）》、寫作《流氓王信福（2022）》。上週三（15 日）在一場學術單位的閉門討論會上，以死刑犯王信福為例，探討臺灣司法制度。（攝影／朱乃瑩）
1990 年，剛滿 18 歲的陳榮傑在嘉義「船長卡啦OK」開槍打死兩名警察。陳榮傑在 1992 年被判死刑定讞，並於同年槍決。同案被告有在場的嘉義地方角頭王信福、李慶臨，其中李慶臨被認為交付凶槍，因持有槍枝被判 5 年，後因減刑只判 2 年半；王信福則被認定教唆陳榮傑開槍。
1990 年案發時，陳榮傑與李慶臨接受審判，到 1992 年就三審定讞，王信福則逃亡到 2006 年被捕，當時距離案發時間，已過 16 年。從 2006 年至 2011 年，王信福案件共被發回更審三次。張娟芬說，在王信福被捕前，刑事訴訟改革通過了交互詰問制度，應該可以假設王信福可接受公平審判，且更審三次也令人以為「有錯可以抓出來」，但事實卻不然。
張娟芬指出，由於科學證據與在場證詞，都指向開槍者是陳榮傑，因此審判王信福的關鍵，在於他是否有命令陳榮傑開槍，但「在 15,000 字的判決裡，只有 119 字的證詞提到是王信福下令！」不但都是來自開槍者陳榮傑的證詞，且是在陳榮傑同一次留置偵訊時，做的兩份警詢筆錄。
「關鍵證據稀少、跟其他證人的證詞相矛盾，甚至跟陳榮傑自己的證詞都前後矛盾！」張娟芬直言，從陳榮傑的角度，如果共同被告王信福的罪責多一點，他的罪責就會少一點，很多司法冤案都有類似的情形。
關鍵證人早已槍決 缺乏「真實性擔保」的證詞仍成判死證據
根據張娟芬的整理，陳榮傑第一次筆錄承認開槍打死兩個警察；後來說第一槍是王信福開的，他只有開第二槍；再後來是「王信福扶著我的手肘，大聲叫我『結掉那兩個（警察）』！」之後陸續出現「我眼睛閉著，是王信福瞄準的」、「我在睡覺，醒來時迷迷糊糊，不知怎樣就開槍了」等更荒謬的版本。陳榮傑的故事版本不斷變遷，自己前後矛盾，而且與其他所有證人講的都不一樣，在場的酒客、服務生都說看到年輕人（陳榮傑）開槍，但沒有人說，有中年人（王信福）站在身後、扶著他的手肘，也沒有人說聽到「大聲命令」。
張娟芬強調，王信福受審（2006）時，陳榮傑早已被槍決（1992），不可能出現在法庭上，也就無法對其證詞進行「真實性擔保」。他說明，證詞這種「供述性證據」，需要透過一定機制，釐清證人是否說實話，通常第一種「真實性擔保」是交互詰問，由檢辯雙方從不同立場詰問證人，逼出真相；第二是證人具結擔保，若在法庭上說謊，會有偽證罪責；第三是法官直接審理。
陳榮傑的證詞有疑點，反而王信福的辯解更為可信。王信福供稱「陳榮傑是李慶臨（提供槍枝者）的小弟，不是我的」，這一點獲得在場其他酒客證實，判決也予以確認。
第二，王信福指李慶臨兄弟曾因賭博罪，被兩名警察（死者）逮捕，因此有動機。證據表明，李慶臨兄弟確實有賭博罪前科，但無法證實逮捕者是否為被害的兩名警察，因此王信福的自辯，僅能算部分證實。
第三，王信福說自己沒有摸過凶槍，要求驗指紋。由於判決認定王信福把槍交給陳榮傑，但對於槍上驗不出王信福的指紋一事，卻說「因為已經放了 30 幾年，指紋已經不見。」張娟芬無奈表示，這是冤案中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維，即便調查結果對被告有利，法院也不願意認錯。
張娟芬也指出判決其他荒謬的地方，足以推翻大眾對於司法「精確」的想像。首先是凶槍在判決中先是「右輪手槍」，後面卻變成」「左輪手槍」，矛盾從歷次審級延續下來，司法體系內無人發現。
其次，有一位證人（酒客）做出對王信福不利的供述，但後來自陳是受到警方刑求，判決對此說：「所謂刑求僅是『警察把我眼睛矇住，打我一下，讓我滾下樓梯，受點擦傷而已。』」認為不致於因此讓證人改變證詞。張娟芬詫異大喊，「滾下樓梯，這樣只是『而已』？」強調王信福案的判決是很好的例子，「可以看到什麼案件會被判死刑、會有怎樣品質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