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課綱10週年》從反課綱到大罷免，他們如何克服運動傷害、繼續耕耘台灣？

【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2015 年爆發的反課綱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利用黑箱小組，以「微調課綱」為名義，企圖將大中國史觀置入課綱中，引發學生群起聚集教育部前抗議。在馬政府絲毫不退下，學生只能黯然退場。相隔一年後，民進黨政府上任，終於廢止爭議課綱，運動算是取得實質成果。

在初次參與社運，當下的成果又不盡滿意，對於當時還是國高中生的參與者們有著不少衝擊。《沃草》專訪十年前，以高三生參與反課綱運動的地方政治工作者許冠澤、以準高一生參加的竹北市民代表邵啟月，他們在克服運動傷害後，如何重新投入公共事務？這次一起陪著公民團體走過罷免的他們，又怎麼看待這次大罷免的結果？

回想起十年前，許冠澤、邵啟月都不約而同表示，三一八學運是他們想要參與公共事務的起點。

許冠澤就說，三一八算是他的政治啟蒙，但第一次真正參與行動，是在隔一年、2015 年的反課綱運動。當時僅 17 歲的他，更是以徒步環島 24 天的方式表達訴求。

邵啟月在反課綱當時，更是才升高一。她說，三一八學運的時候也有去靜坐，但服貿的內容對高中生實在太過困難，但她卻是適用新課綱的第一屆學生，這讓她更義無反顧投入反課綱運動。

反課綱運動歷經暑假期間的抗爭升級後，引起社會大眾矚目，最終還是未能使馬英九政府暫停微調課綱，學生們只能宣布退場。第一次參與的社會運動，可以說是沒有取得成功，這對當時初次參與社運的反課綱參與者們，內心都留下傷痕。

反課綱運動經驗：即使當下沒成功，種子仍會在未來發芽

許冠澤回憶，反課綱運動高峰在暑假，後來九月開學回到校園，真的很不習慣。

「落差感實在太強了！」許冠澤說，他和夥伴暑假經歷了一個這麼高張力的行動，面對媒體、政府每天瞬息萬變的各種資訊。當時只是未成年的學生，還面對夥伴自殺（指「大林」林冠華）的衝擊，結果幾個月後一樣是坐在教室裡面，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大部分的同學準備要升大學，校園裡全都是要準備考試的氛圍，根本就沒有人在關心反課綱，都是很功利的在想著模擬考、升學等等，覺得也太荒謬。

許冠澤也坦言，自己其實曾經有過很不好的念頭、想「以死明志」，後來跟家裡大吵一架後，也才慢慢回到生活的正軌。低潮過後，他反思當年的論述能力不足，更是激勵他去研究台灣史、接觸更多知識，甚至後來選讀社會系、投入公共事務，都和當年參加反課綱有著很大關係。

「全心的投入的那個場合，對我來說，如果有一天回到不問世事的一般人生活、人生目標只是賺錢找個好工作，回想起來，我會良心上很對不起當年自殺的同學（指「大林」林冠華）和所有的夥伴，以及當年的自己。整個價值觀已經改變之後，就是回不去。所以我覺得我之後所有的人生選擇，都是因為 2015 年反課綱運動的影響。」

不過當年夥伴像許冠澤這樣再投入公共事務的人並不多。他認為，當年的黯然退場，大家都有運動傷害，導致許多人後來好一陣子對公共事務無法再參與、談起。

經歷過反課綱運動的洗禮，許冠澤認為，政治或社會的改革一定是放長遠看。現實上，很多的社會運動就是當下是沒有結果，但影響會在好幾年後才浮現。

像是反課綱當下，教育部沒有接受學生的訴求，但在隔（2016）年政黨輪替時，新教育部 5 月 20 日上任，31 日就立刻廢止的爭議課綱。許冠澤相信，要是沒有當初的反課綱運動，這不會是民進黨政府的第一個議程，更不要說往後的教育部更加重視各個高中職的學生會、學生代表的意見，都是反課綱運動種下的種子開了花。對於參與者來說，即使各奔東西、沒有再這麼積極的社會運動，大家還是能從比較台灣本土的方式看待目前的政經局勢。

如今，身為台北人的許冠澤，跑到花蓮當地方政治工作者，也正好參與了大罷免運動。看著罷團志工們，好像看到了當初剛參與社會運動的自己：「他們對活動一頭熱、自己帶文宣看板、各種自己手寫的道具，充滿著什麼都想出點力的那種熱情。」

這次大罷免的結果不盡理想，或許就如當初的反課綱。許冠澤說，投票結果不可能是開心的，但因為之前在關注國會的 NGO 工作過，他更是深刻感受到，很難想像原本只有少數人會關注的國會動態，變成全台灣人的焦點，甚至有身為政治素人的志工，願意每天走上街頭去跟人溝通、學習遊說。

許冠澤認為，罷免即便只有幾個月，絕對就像當年參加反課綱的學生一樣，在大家心裡留下一些東西，而種子就會在未來慢慢發芽。「我覺得良好的公民社會，就是要有各行各業的人，他關心著台灣的政治狀況，那才有機會改變更多圈子、更多人。有一天台灣需要他們的時候，相信大家都會持續保有這個力量再站出來。」

持續深耕基層　等待反課綱、大罷免運動果實開花結果

邵啟月則笑說自己「神經太大條」，當下對於運動的成敗沒有太大的感覺，不過這卻讓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頻頻轉學，探索各式教育體制，甚至不願意再碰觸社會議題。事後她才恍然大悟，自己其實也是有運動傷害的。

23 歲時，邵啟月當選全台最年輕的市民代表。她自認已經療傷結束，可以重新踏入體制內，她甚至開玩笑說：「某種程度上就是不做看不下去、總得要有人做，我這種神經大條的人做，至少比較不會受傷。」

邵啟月說，她不斷在思考：「有些事情如果我現在不做，那我們這一代的人，最後會落到什麼樣的結局？」她認為，目前政壇中大多還是長輩在從政，青年參政雖然逐漸有增加，但很多都是政二代，對於社會議題的關心程度沒那麼高。

參與過反課綱，讓她深知一個運動的影響深遠。即使市民代表很小、很基層，但被徵詢時她也積極把握機會參選：「如果這個世代要成自己理想中的樣子，就必須要有我這樣的年輕人走出來，去參與政治的相關活動、成為政治工作者。」

這次大罷免潮，邵啟月也以市民代表的身份，幫忙積極協助林思銘及徐欣瑩的罷團。她坦言，在第一波罷免結果出爐後，對於第二波投票的罷團造成嚴重打擊，像是不少財富自由的高階主管志工紛紛開玩笑說：「不管了我要移民」，但最後還是回來幫忙。她心疼表示，能夠撐下來的志工，每個人心臟都很強，沒收錢也沒必要支援卻要面臨謾罵、被動手，可是他們還是願意繼續站在街頭。

但有更多志工就此消聲匿跡去療傷。或許是十年前參加過反課綱，讓邵啟月對運動的成敗看比較開。她認為，會願意參與政治活動的，都是心思細膩的一群人，看到這樣的結果可能會很受傷。希望大家不管消失、或先脫離政治討論好好休息都可以，甚至就醫或諮商都是可以考慮的管道，不該輕忽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傷害。

邵啟月表示，希望大家還是要相信，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還是有意義。就像課綱當時雖然沒有立即獲得成功，可是後續促成很多改變，不僅課綱變回原本的樣子，也多了學生代表，後續也讓更多學生關心自己的受教權、青年議題也被更多人關心。雖然沒有立即成功，可是因為這件事情，在這接下來 10 年之中，社會對於青年跟教育會有不同的想像跟做法。

邵啟月認為，大罷免也是一樣的道理，這個運動是公民集體意志的展現。無論結果如何，過程中所有的志工一定也學到很多東西，讓股力量在未來更一定可以繼續延續、影響社會。這個社會在歷經大罷免後，所有人對於政治的看法，一定會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