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臺灣已有1854萬4759人施打武漢肺炎疫苗第一劑、覆蓋率達79.27%，但相關的受害救濟申請案件也隨之上升。衛福部次長薛瑞元今（16）日在立法院公聽會表示，截至上週五（10日）止，今年疫苗接種受害救濟申請已收案2776案，但僅有60件已結案。薛瑞元解釋，打完疫苗後發生疾病或死亡，還是要按照醫學證據判定與疫苗的因果關係，但因為是新的疫苗，醫學上資料並不充分，會傾向做有利於申請者的判斷。民眾黨立委賴香伶則認為，今年申請救濟案量已超過十年來總和，Covid-19疫苗具有緊急性、實驗性，在實證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受害救濟審查標準應再放寬。但也有出席公聽會學者認為，浮濫救濟反而會破壞民眾對疫苗安全性的信心。
圖：民眾黨立委賴香伶（資料照）。攝影／朱乃瑩。
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今（16）日召開「現行疫苗接種受害救濟制度如何因應Covid-19疫苗之不良反應案件數遽增」公聽會。衛福部次長薛瑞元報告，截至上週五（10日）止，今年疫苗接種受害救濟申請已收案2776案，其中申請程序完成者有1949案，60件已結案。薛瑞元坦承，由於Covid-19疫苗施打對象涵蓋全民近八成，申請救濟的案量比以往高出許多。
薛瑞元解釋，目前民眾有較大的認知偏移，認為打完疫苗後發生疾病或死亡，就是疫苗引起的，但時序上先後並不能代表因果關係，還是要按照醫學證據處理。而如果沒有較強的醫學證據，會根據病人的病情、病歷記載，綜合研判受害關聯性。薛瑞元強調，因為是新的疫苗，醫學上資料並不充分，會比較傾向做有利於申請者的判斷。
民眾黨立委賴香伶指出，光是今年的申請案件，就超過過去十年的總和，而目前為止的審定狀況，「就像以前的大學窄門」。賴香玲說，他在10月的院會總質詢時，就向行政院長蘇貞昌、衛福部長陳時中指出，Covid-19疫苗是取得EUA預防接種，在全球都要防疫的情況下，試圖用群體免疫來維護國家安全，應該放寬審定辦法。
賴香伶強調，Covid-19疫苗採用EUA專案核准緊急授權，就是因為全球的醫學實證資料並不充分，過去新藥上市要十年，但EUA只要半年就可提出。他認為，目前的審定辦法要求有醫學實證證實受害情形與疫苗的關聯姓，是「陷審議委員於不義」。
中國國民黨立委張育美也說，Covid-19疫苗的安全文獻不如既有疫苗豐富，如果現行規範仍是以醫學實證作為受害關聯性的支持，將使民眾被迫承擔醫學實證不足的不利益。
「打疫苗並非國家違法」 學者籲放寬標準：政府不要擔心給人民錢就代表我不對
多位出席專家學者認為，疫苗救濟審議應再大幅放寬。
中華人權協會策略長陳建宏指出，打疫苗並非國家違法行為，呼籲政府「不要有給人民錢就代表我不對」的心理壓力。他認為，寬鬆的疫苗受害救濟認定，可以讓人民更無後顧之憂，願意主動接種疫苗。他認為，審議基礎應該降低門檻，「只要有差不多的可能」，例如本來很健康的人，打完疫苗後不到一週就死亡，就應該接受其關聯性。
陳建宏反映，目前的救濟審議辦法第13條規定，要有醫學實證支持才能證明其關聯性，但在現實情況下，例如高端的第三期研究還沒完成，連政府自己要舉證醫學實證都很困難。他批評，這項條款是政府對救濟設下的高牆和鴻溝。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任賢認為，預防接種救濟制度的宗旨是「補償」而非「賠償」。他比較現行現行藥害救濟制度與疫苗接種受害救濟制度，指出藥害救濟還有可能由政府對藥廠代位求償，但疫苗救濟則是政府決定是否救濟，民眾獲得救濟的可能性更少。
律師陳曉雲解釋，疫苗受害救濟制度有「無過失責任」、「無歸責性」、「特別犧牲」等特質，也就是不需追究疫苗廠、醫療給付者的過失；而民眾為了配合政府的公衛政策，達到社會保護性而配合施打疫苗，如果因此造成損害，就是特別犧牲，應該要有公益性與社會性的補償。
陳曉雲強調，如果用嚴格的因果關係來審視救濟申請案件，就偏離救濟制度的本旨。他主張，Covid-19疫苗是實驗性疫苗，比一般經由藥劑許可的疫苗更難以預測，對於難以避免、無法預測或尚未發現的疫苗副作用，建議審議制度應該直接「推定」受害與疫苗相關，除非有明確的反證可以證明其無關（例如車禍死亡等）。
「不該犧牲嚴謹」 感染科醫師：浮濫救濟反而破壞社會對疫苗的信心
臺大醫院小兒部感染科醫師呂俊毅說，自己正好擔任「在座各位萬箭穿心」的預防接種受害審議小組（VICP）委員，表示他也贊成加速審查，但反對犧牲審議的嚴謹程度。呂俊毅強調，打完疫苗發生的身體狀況，不一定跟疫苗有關，委員會的職責是對有關者予以救濟，無關者予以說明。呂俊毅舉例，自己擔任小兒科醫師，幼兒很常出現身體狀況，也很常打疫苗，但只要出狀況，家長都會懷疑是疫苗造成的。呂俊毅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嚴謹分析個案身體狀況或死亡的原因，若寬鬆解釋甚至放水，浮濫救濟「反而會破壞大家對疫苗安全性的信心。」
而針對部分輿論認為目前審議標準不透明，呂俊毅也以美國為例說明，現行制度其實對民眾較為有利。他解釋，臺灣申請人毋須負舉證責任，也不用負擔任何費用；美國的救濟制度是正面表列，申請人要證明自己符合表格裡的特定項目才能提出申請。呂俊毅強調，如果把標準訂得太嚴格，就會跟美國一樣，反而限縮人民申請救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