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1988 年到 2000 年的臺灣是李登輝時代，是臺灣從「威權獨裁」轉型到「民主自由」的階段；在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後仍舊完全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籍總統李登輝，在轉型正義工作做了哪些事情？臺大歷史學博士、國史館協修吳俊瑩認為，若比較李登輝對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平反的態度，可以發現，他對二二八的回應相對積極，曾指示行政部門回應陳永興等人 1987 年發起的紀念活動，這對二二八事件在民間記憶的復甦有很大的幫助。1996 年李登輝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得到民意充分授權，權力基礎跟 1988 年接任蔣經國死後總統很不同，可是他依然沒有說明如何處理白色恐怖加害者的問題。
臺大歷史學博士、國史館協修吳俊瑩。攝影：何宇軒
國史館上月底舉辦「李登輝與臺灣民主化」學術研討會，邀請多位學者專家針對兩岸外交、經濟、憲政改革、轉型正義等多個主題發表學術論文。臺大歷史學博士、國史館協修吳俊瑩發表《李登輝時代的轉型正義框架》，並由周婉窈與談評論。吳俊瑩強調，標題用「李登輝『時代』」，是為了要凸顯在李登輝之外，臺灣在推動轉型正義時，包括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平反，其實都是由民間力量，及在野的民進黨立委，尤其是已故的立委謝聰敏，推著行政部門，展開轉型正義平反的立法工作。
「轉型正義應該是由民主化後的執政黨來處理，可是臺灣顯然不是如此」，吳俊瑩表示，原本獨裁體制的國民黨，在民主化後，透過選舉取得正當性，繼續在李登輝領導下執政。吳俊瑩表示，就像學者吳乃德說的，「國民黨自然不可能自動檢視它過去對人權的侵害，不可能在道德上否定自己的過去。」
吳俊瑩表示，李登輝在總統卸任後，曾提到在「寧靜革命」下，改革已是困難重重，而他沒有軍隊與黨的支援，這是李登輝對於自己做不到轉型正義中究責工作的辯解。
吳俊瑩進一步分析，在李登輝時代的轉型正義法制， 跟二二八事件有關的是 1995 年通過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與白色恐怖有關的則是 1995 年《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及1998 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案件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但是這三項立法，都是在野的民進黨立委在全面改選後的國會集體推動的，而且又與謝聰敏關係最深。
吳俊瑩認為，若比較李登輝對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平反的態度，可以發現，李登輝對二二八的回應相對積極，曾指示行政部門回應民間訴求，包括 1987 年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及在座的鄭欽仁教授等人發起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這讓二二八在民間記憶的復甦有很大的幫助。可是 1988 年剛接任總統的李登輝，也曾說過大家要往前看，不要向後面看，這樣的回應當時曾引起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反彈，也影響了行政部門處理的態度。
吳俊瑩也進一步提到，李登輝 1990 年當選第八任總統、站穩腳步之後，處理二二八的態度有所轉變。首先是 1992 年公布由學者主筆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對於認識二二八的基本調性、觀點已經有很大不同，也獲得家屬部分認同。但本報告仍然開宗明義說不是要檢討人物作為，所以裡面雖然提到蔣介石、彭孟緝、柯遠芬等人的作為，但都只是點到為止。
相對於二二八有族群衝突問題，在鎮壓手段上也有相當容易被看到的血腥暴力，但白色恐怖就不一定看得到國家侵害人權的過程，也較不廣為人知，所以平反白色恐怖、相對比二二八更難。蔣經國時代的國安法第 9 條，限制當事人在 1987 年解嚴之後依法上訴的權利，是影響後來白色恐怖平反的重要限制，而這樣的立法，在 1991 年還被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272 號解釋為合憲。
當時大部分的大法官都認為這樣限制人民訴訟的權利是合理的，理由是相隔了 30 幾年，事證調查困難，為了裁判安定、基於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白色恐怖 2～3 萬件案件，沒有必要到普通法院上訴。因為根本無法在司法上重啟平反，所以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只能靠政治受難者結合在野的民進黨立委謝聰敏來推動在立法層次的平反。
然而行政部門一開始也不見得支持，所以當白色恐怖平反立法要通過時，行政院突然同意可以修改國安法，用個案方式，不通案平反，一個一個處理。但吳俊瑩質疑，從取得無罪判決再去聲請冤獄賠償，受難者前輩能等那麼久嗎？「司法沒轉型、觀念沒改的話，能獲得無罪判決嗎？」
臺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攝影：何宇軒
臺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指出，不管是二二八還是白色恐怖，民間力量都走在李登輝與他的政府前面，李登輝對轉型正義「比較符合臺灣人期待的反應」都是很後期才出現。像他第一次針對二二八事件道歉，是 1995 年，這已經是民間大規模突破禁忌紀念二二八後的第 8 年。而一直要到 1999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李登輝才以國家元首身分對白色恐怖受難者致歉，已經是他總統任期剩下半年時的事了。
周婉窈說，李登輝曾說「為了進步，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後面」，這到現在還是國民黨面對二二八的主要論述。除了民間對這樣的說法反彈很大，大家也必須去了解，民間力量怎麼對李登輝政府造成壓力。民間關於二二八事件最突破性的活動，就是 1987 年二二八事件 40 週年時，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永興發起的紀念活動。當時還沒解嚴，陳永興提出要辦紀念活動時，「大家聽到都嚇一跳」；台權會結合當時 50 多個民間團體，聯合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除了遊行，還舉辦學術座談會，在當時都是非常危險、非常突破禁忌的做法，「要有被抓去關的覺悟」，但這些活動都成功由民間對黨國造成壓力。
周婉窈進一步提到，很多人不了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心情，其實一個道歉就可以讓他們留下感動的眼淚。像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撤銷有罪判決，對還在世的受難者及家屬而言，國家舉辦撤銷的儀式，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