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何宇軒報導
當外國與我國互相往來時,他們打交道的對象是「中華民國」還是「臺灣」?在「中華民國」的架構下,我們又要如何定位自己?國際關係學者、台灣安保協會副理事長李明峻表示,過去臺灣與日本的交往,在前總統李登輝執政之前,都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國」的交往,但自從李登輝執政,開始以「臺灣」的身分與日本來往,直到那時候,日本才知道臺灣原來有本省、外省等分別,「憲法也很奇怪。」而到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時代,日本也開始「把臺灣當作臺灣」,而不是用中華民國的關係在來往。這是他們兩位的貢獻。但當他們兩位都過世後,「臺日關係」進入新的階段,誰要來扛這個責任,是新的問題。
安倍晉三上(7)月初不幸遭受刺殺而過世,公民團體「黑熊學院」上(7)月28日舉辦「後安倍時代臺日關係——意外之後 日本將走向何處 臺日關係將如何發展」座談會,邀請臺灣智庫諮詢委員賴怡忠、台灣安保協會副理事長李明峻從臺日關係以至於從印太戰略到整體國際情勢的角度與談。
李明峻則表示,過去臺灣與日本的交往,在李登輝執政之前,都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國」的交往,在冷戰結構下,因為都反共,所以要結盟。李登輝在90年代,是第一個用「臺灣」立場與日本交往的總統,當時日本還不太習慣。也直到那時候,日本才知道臺灣原來有本省、外省等分別,「憲法也很奇怪。」
李明峻說,安倍晉三則是第一個「把臺灣當作臺灣」的首相。在以前,包括小泉純一郎等前首相也不會特別重視臺灣,安倍則落實真正的「臺灣與日本」關係;李登輝是用「臺灣」名義來與日本交往、安倍是「把臺灣當作臺灣」來交往,這是他們兩位的貢獻。但當他們兩位都過世後,臺日關係進入新的階段,誰要來扛這個責任,是新的問題。
李明峻也從他對各種國際會議的觀察,發現臺日關係「國際化」的現象。「以前是臺灣人用日文講,現在是大家用英文講,或者是日本人用中文講。這是我們看現在的會議,大家會發現的現象。」臺日關係已經跨越單純臺日之間的關係,而與整個國際有關;臺日關係是安保問題,與美國的美日安保也有關聯。
李明峻進一步指出,以前的臺日關係,是臺灣有求於日本,現在不一定是誰求誰,是比較平衡的關係。但臺日關係還是在美日、日中關係的架構下,不會被排到第一優先處理。提到美日關係與日中關係,有人說這是三角關係,但他認為這並不正確。「美國與日本的關係無論多麼不好,但是只要一天就會變好,像 80 年代有經濟摩擦等問題,甚至冷戰後安保要不要繼續等問題,因為有互信關係、有軍事同盟,只要談一談就能解決。然而中國與日本無論關係再怎麼好,只要一天就可以變壞」,由此可以看出美日中不是等邊三角形的關係,日本有一天將要在美國與中國間做選擇,可以想見中國與日本在未來 50 年內都不會變成軍事同盟。
賴怡忠說明,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執政的時代,他的影響不限於臺日雙邊關係,更讓臺日關係不限於雙邊議題。日本在臺海安全會主動關心、介入;過去在臺海議題,外界常會說是美中臺三角關係。在這三邊關係中,美國用「一中政策、戰略模糊」等方式,處理臺海議題。但當日本開始關心以後,臺海不再是完全的美中臺三角關係,因為美日同盟的介入,同時也使得臺海議題不再是美國單方面的管理,而是也要考慮日本的利益與要求。
過去美國的「戰略模糊」,「雙重嚇阻」政策,若日本不完全認同,則這樣的管理工具,被認可的有效性就會再降低,所以近年「戰略模糊」一再被質疑,特別是來自安倍這方面的質疑,與這樣的發展是有關係的。
賴怡忠進一步指出,在這樣的脈絡下,像「92共識」這樣的工具,也會在國際上被挑戰。他說,即便兩岸真的有共識,但是當臺海議題不再是「兩岸關係」或「美中臺關係」的時候,日本若不知道兩岸的共識內容,但又需要介入的時候,就無法進行管理。這也會讓過去兩岸之間秘而不宣的操作方式,受到其他國家的檢驗,會來去看待它在國際中的適用性在哪裡。在目前的臺海議題中,隨著不同國家開始進來、臺海議題安全國際化,很多過去認定「約定俗成」、習慣的工具箱,都會出現變化。
對於安倍晉三過世對臺日關係的衝擊,賴怡忠說,「有安倍在我們都很放心」,有問題就可以找他,他也不會對臺灣置之不理、他會願意幫臺灣想辦法,即便解決不了,也會想辦法把問題提出來,這在過去有很多例子。但賴怡忠也直言,臺日關係的制度性基礎,還是有些問題;日本的日臺交流協會的角色與扮演的功能依然相當有限、並不是非常健全,像是在安全議題上,雙方基本上沒有互通,雖然有訊息上的交換,但沒有很直接的互流。或是在犯罪問題上,臺日兩邊的資料沒有互聯,而是要等到出事了才來處理。這些林林總總的跡象都顯示,臺日的制度性基礎不夠堅強,如果像安倍這樣的人不在了,要思考怎麼去強化制度性的關係。
賴怡忠說也指出,另一方面,在國際場合,安倍一直在幫臺灣說話,當在與美國推動印太戰略時,安倍也一直向美國前總統川普強調,要把臺灣畫進來。畢竟臺灣在國際上沒有聲音,並不是臺灣不講話,而是連進去發聲的門票都沒有。現在像安倍這樣願意幫臺灣說話、一再向國際提醒臺灣很重要的政治領袖、盟友不在了,是比較嚴重的問題。臺灣不能總是期待重量級的人物幫忙講話,必須要締結足夠的盟友,以這種「群聚效應」,克服沒有入場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