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吳謹安
台灣的90後世代，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所畢業，現職於科技公司，興趣使然的撰稿者，關注人性與科技的交會。
「一種全球性的假訊息流行病，正透過社群媒體以及其他平台快速散播，並對公共健康造成嚴重影響。」－(Zarocostas,2020)
隨著各國政策解封，為時三年的 COVID-19 疫情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成為日常背景的雜訊。但除了疫情本身，在傳統媒體與社交平台上流傳的各類不實訊息也早已紮根於日常生活，世界衛生組織便以「訊息流行病」（Infodemic）來形容假訊息對於公民社會的危害。
即使假訊息研究從 2016 年美國大選與英國脫歐公投躍入大眾視野至今，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但其涉及廣泛、複雜的面向與細微的層次，許多關鍵議題尚待進一步驗證。例如，假訊息實質對群體與個體行為的影響，並如何減輕危害。此處分兩篇梳理美國心理學會（APA） 2023 年 11 月發表的回顧報告，從心理學角度切入一探訊息流行病的多重面貌。上篇聚焦假訊息傳播生態；下篇則聚焦心理學家們如何利用已知研究成果擬定因應措施。本文主要針對上篇主題，探討假訊息如何進入人們的認知中，進一步形塑信念並且散播。
你說的黑不是黑：人們如何相信假訊息
人腦作為一個強力的運算機器，每天涉及各種認知決策作業。儘管如此，辨識眼前資訊正確與否卻不是大腦的強項。當遭遇新資訊時，比起正確性，人們更傾向去理解訊息以評估下一步決策。例如，早在 1987 年的研究便指出，當被問到「摩西從每個物種中選了幾隻帶上方舟？」時，即便被告知可以回答題目內容錯誤，並且事後也證實受試者知道是諾亞，而非摩西將動物帶上方舟，仍有 81 %的受試者回答：「兩隻」。
此現象被稱作知識忽略（Knowledge neglect），意即大腦未必能成功提取記憶中現有的資訊，做為判斷新資訊真偽的依據。只要陳述看似符合邏輯，人們便傾向將其認定為事實，假訊息便能依附著這種認知慣性無聲地擴散。此外，現行研究也指出，特定因子在假訊息傳播與影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若能釐清箇中機制便能照亮擬定對策的前路。
1. 訊息來源（Source of credibility）與信念（Belief）一致性
來自同溫層（即內團體，In-group）的假訊息更容易被視為事實，這種現象被稱作我方偏誤（Myside bias）。這與受眾判斷訊息的來源可信程度，以及和自身信念一致與否有關，人們常依據來源可信度，而非內容本身來判斷訊息正確與否，這在接收新資訊時尤其明顯。此外受眾也傾向認定與自身信念相符的訊息為真實，以避免認知失調帶來的負面情緒。舉例而言，一項 2022 年研究便建立虛假的 IG 網紅帳號，讓受試者閱讀該帳號上與 COVID-19 相關的錯誤資訊。事後測驗顯示，儘管受試者並未因此對 COVID-19 產生錯誤的認知，但暴露在網路意見領袖的錯誤資訊下，確實顯著地降低受試者對官方健康指引的信任度。
另一項針對愛爾蘭墮胎公投的研究，請受試者閱讀六篇關於墮胎公投的新聞，其中兩篇為捏造的醜聞（分別為支持或反對墮胎團體的競選醜聞）。結果顯示，支持墮胎的受試者傾向「記得」有關反墮胎的捏造醜聞，出現自己曾在現實新聞看到該訊息的錯誤記憶。反之，反墮胎受試者也更傾向「記得」有關支持墮胎團體的醜聞，此現象在認知測驗表現較差的受試者身上更為明顯。
今年 7 月，《聯合報》以取得所謂「南海工作會議紀錄」連續幾日報導稱民進黨政府接受美方施壓、研發生物戰劑。包括國防部在內等政府部門當下即闢謠澄清，但《聯合報》並未承認、也未下架相關報導。時至 9 月，北檢調查證實《聯合報》引述的資料確實為假消息。（圖片：「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
2. 訊息重複次數
重複出現的陳述更容易被辨認為事實，即使訊息一開始與受眾持有的信念相左，這種效應被稱為「虛幻真相效應」（illusory truth effect）。放諸冷知識、廣告文案與政治新聞頭條等資訊類型都能發現此效應，且不同年齡的受眾均會受此影響。並且在訊息重複前幾次的效果最大，顯示早期中斷假訊息傳播鏈的重要性。
3. 年齡
比起年輕族群，65 歲以上老年族群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更多不實訊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部分研究也顯示，老年族群更能夠從訊息中辨認出假新聞頭條。在「分享」與「辨認」假訊息上表現出相反行為，可能與老年族群較差的數位媒體識讀、傾向訴諸情緒，以及不以資訊正確性作為社交溝通的首要目的相關。
4. 個體差異
由於假訊息常透過一些看似直覺的邏輯滑坡與謬誤，或是訴諸情緒來歸結出被操弄的結論。而人類認知系統中具備一套需要消耗較多認知資源，但相對不受信念與情感干預的認知處理歷程－解析性思考（analytic thinking），被認為能較好的辨別訊息中的偏誤。
這項推論在一項 2019 年的研究中得到證實，研究指出有妄想傾向（delusion-prone）、教條主義（dogmatic）與基本教義派（religious fundamentalist）的受試者，更容易相信假訊息。因為具妄想傾向的受試者容易訴諸直覺而落入推論陷阱，也更容易接受誇大的陳述。而教條主義者較缺乏主動解析性思考，以及開放性思維，從而落入假訊息圈套而不自知。最後，對自身判斷假訊息能力過度自信的的受眾，其實更可能造訪缺乏可信度的網站，進而分享錯誤資訊。
綜觀上述風險因子，其實從接收訊息形成信念、轉化為意圖，最終凝聚成行動，涉及複雜的心理歷程。雖然大量研究支持假訊息會影響受眾的信念與態度，但目前並沒有強力的研究結果支持假訊息對行為的直接影響。部分也是基於實驗倫理考量，較少研究直接討論假訊息如何影響受試者的實際行為。
儘管如此，現實中已有許多假訊息影響個體甚至社群健康行為的案例。2017 年美國明尼蘇達州亨內平郡的索馬利亞移民社區爆發麻疹疫情，反疫苗團體以該社群為目標，散播麻疹疫苗會導致幼兒罹患自閉症的不實訊息，結果該郡的索馬利亞裔幼兒接種率由 2008 年的 90 %下降到 34%。而當重要政策制定者受到假訊息影響而推遲行動，更可能造成重大公眾衛生安全事件。
建立假訊息傳播的心理模型
即使歸結出假訊息容易引人上鉤的關鍵因子，要理解假訊息在現實中的傳播，卻遠比實驗室來得複雜。有些受眾分享假訊息並不是因為相信，也可能是基於誹謗、製造混亂、尋求認同與利益等動機。
因此，心理學家進一步提出心理模型將點線匯聚成面，解釋風險因子和各種受眾行為間的關聯。例如重複暴露在假訊息中可能改變受眾信念（Path1），從而相信並進而分享錯誤陳述（Path2），並為同溫層引入更多假訊息導致惡性循環。即使不相信假訊息，受眾也可能出於新奇或是為了取得社交認同而分享錯誤資訊（Path3）。
而風險因子也能經由這些途徑為錯誤資訊的影響力添磚加瓦，例如媒體重複曝光訊息（Path A）、資訊來自同溫層與受眾本身信念一致（Path B），以及實際金錢、社交酬賞或是對立的社會氛圍（Path C）。
假訊息傳播的心理模型（圖片來源：〈U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to Understand and Fight Health Misinformation: An APA Consensus Statement〉）
前面提到我方偏誤與動機推論，使受眾容易相信、分享來自同溫層的錯誤資訊。而在社會意見極化的選舉期間，風險因子的影響更是大幅增加。受眾甚至願意傳播明顯誇大的錯誤資訊來聲援同溫層，或是進一步詆毀對手。
2021 年一項研究分析社群平台X（舊稱Twitter）上超過 200 萬則轉發貼文，結果顯示黨派認同感強弱，可以預測用戶是否更容易分享來源可疑的貼文。而分享行為背後其實是源於感受到外團體威脅，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挑起情緒也是另一個影響散播的因子，2017 年針對社群平台X超過300萬用戶的研究便指出，假訊息遠比真實訊息散播得更快、更遠，觸及到更多用戶。觸及數前 1 %的假訊息，可以被 100,000 位用戶看見，但觸及數前 1 %的真實訊息，通常只能被 1,000 位用戶看見。因為相較真實訊息，假訊息挑起更多新奇、驚訝或是害怕的情緒。
2020 年一部疫情陰謀論的影片〈Plandemic: The Hidden Agenda Behind COVID-19〉從上架到被移除的短短幾天內，在 Facebook 觸及 250 萬位用戶，在 Youtube 累積 700 萬次觀看。這一數字遠超過泰勒斯公布新演唱會、知名影集〈The Office〉重啟的新聞熱度。因為陰謀論影片成功激起受眾驚訝情緒，同時也符合部分族群反疫苗的態度。再加上假專家與網路意見領袖推波助瀾，使得影片在部分小範圍但關係緊密的社群內被大量轉發。
疫情陰謀論影片的傳播速度遠大於泰勒斯公布新演唱會，以及知名影集〈The Office〉重啟的新聞熱度。（圖片來源：〈U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to Understand and Fight Health Misinformation: An APA Consensus Statement〉）
假訊息與它們的載體：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
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都是極具影響力的假訊息載體，然而兩種系統中的假訊息散播特性，以及面臨的挑戰截然不同。
傳統媒體擁有較完善審核機制與報導倫理層層把關，出現的錯誤資訊通常比較輕微，但仍可能引用意見領袖的錯誤資訊，並因為其規模與公信力使錯誤資訊快速散播。
另外，傳統媒體還面臨兩項挑戰：一，公眾信任度持續走低，基層查核能力流失。根據 2023 年 GALLUP 調查，大眾對大型傳統媒體信任度持續走低，平均僅 32 %信任大型傳統媒體（與 2016 年持平）。而完全不信任的比例來到新高的 39%。
第二， 2017 年由獨立非營利機構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發表的回顧報告也指出，隨著資訊載體的改變，受眾習慣用線上媒體以免費訂閱的方式取得訊息。部分區域性傳統媒體無法負擔此種商業模式，需要透過整併、裁撤在地部門來維持運作。使得媒體在地性減低，其留下的真空也弱化了在地公民參與的能見度，同時也削弱了地方事實查核的力量。
2023 年 GALLUP 調查，大眾對大型傳統媒體信任度持續低迷，平均僅 32 %信任大型傳統媒體（與 2016 年持平）。而完全不信任的比例來到新高的 39 %。（圖片來源：GALLUP）
相較之下，社群媒體的特徵是去中心化、低門檻，且由演算法決定資訊投放。任何用戶都能輕易產出訊息，透過同儕分享將訊息快速散播。再透過演算法過濾，社群媒體上形成一個個內部同質性高的同溫層泡泡，但整體社群生態卻是極化與對立的，即所謂的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s）。
演算法會根據受眾的互動資訊，例如按讚、分享與留言歷史紀錄推薦內容，但通常能挑起負面情緒的內容更容易吸引互動。2022 年一篇針對 Youtube 演算法的系統回顧報告便指出，有 61 %的研究顯示 Youtube 演算法推薦，諸如自傷、兒童不雅等違反 Youtube 社群規範的內容。然而，由於演算法涉及商業保密原則，目前研究者難以取得完整資訊進一步釐清解決方案。
本篇文章從心理學切入，彙整了假訊息如何進入人們的認知系統，進一步形塑信念與動機，影響行動並傳播。下篇文章則將介紹目前研究者們提出的預防與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