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威皓
政大國發所碩士,政治是一生志業。看美國籃球、台灣棒球、英國足球,喜歡聽英搖和獨立樂團,熱愛黑幫與活屍電影,能騎車就不會走路。有五隻很吵、愛吃飯、愛喝水的可愛貓貓。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2023年5月)已超過一年,俄國原先預期短時間內就要完成佔領,被烏克蘭軍民堅定的抵抗意志粉碎。俄國侵烏的過程,成為各國國防智庫分析的焦點,其中,英國「王家三軍聯合國防研究所」(RUSI)針對俄國侵略前就已在烏克蘭佈局的「非正規作戰」深入研究,希望提供其他面對相似威脅的國家參考。這份研究報告指出,俄羅斯長期在烏克蘭收買親俄「代理人」,對象包括前國會議員、現役將領,運用他們蒐集情資、提供假情報誤導決策;還包括犯罪組織和宗教領袖,透過他們製造社會混亂、掩護間諜活動及金流。俄國非正規作戰的手法,對飽受中國威脅的台灣有強烈既視感,了解其中的模式,有助台灣人進一步思考如何抵擋中國侵略。
俄羅斯侵略失利:烏克蘭未如預期落入「失敗機制」
侵略之前,俄羅斯假定烏克蘭會很快發生「失敗機制」(defeat mechanisms)——內部不穩定、混亂、政府和軍隊指揮系統癱瘓、民眾對政府失去信任、國際援助降到最低等,俄羅斯更希望重現 2014 年併吞克里米亞的成功。然而,不僅失敗機制並未發生,開戰前俄國高層對於形勢評估的過度樂觀、未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俄軍未能有效整合,都使俄羅斯侵烏的過程和原先的期待產生落差,對於俄烏戰爭初期的正規作戰觀察,RUSI 在去年 11 月出版的報告中做了詳盡分析。
而在展開侵略前的「非正規作戰」,俄羅斯做了哪些準備,以至於開戰前樂觀地評估軍事行動能獲得足夠的策應並快速侵佔烏克蘭?過程中又是哪些環節的變化,造成俄羅斯過去在烏克蘭境內佈建的代理人網絡並沒有如預期發揮效果?以下為 RUSI 報告的深入分析。
代理人網絡的建立:假旗招募、製造動亂、洩漏機密
俄羅斯佔領和併吞烏克蘭的計畫始於數十年來建立的代理人網絡。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似乎在 2021 年 7 月被下令準備佔領烏克蘭的計畫,為此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第五處把操作情報部門的第九科改編為第九總局(The 9th Directorat),成立專門針對烏克蘭各州、議會、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部門,並將人員從約 20 多人擴編到超過 200 人,規劃在侵略、佔領烏克蘭時應如何使用俄國在當地的代理人。
承襲自蘇聯時期情報機關的傳統,俄國傾向在目標國家招募高級代理人,這些代理人在政治、經濟或行政方面具有很高的地位,由他們來運作自己的網絡。這種「假旗招募」(false flag recruitment)的形式讓高級代理人旗下的烏克蘭人員認為自己是被代表國家的官員指派任務,但實際上這些任務可能是在莫斯科策劃的,從而在不知不覺中促進了俄羅斯的利益。烏克蘭的一些高級官員和政治家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們與俄羅斯情報機構建立長達數十年的聯繫,這些代理人能在烏克蘭情報界、執法機構、政府部門、政黨、公共組織和犯罪組織中運作,試圖破壞內部穩定。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其中一名代理人是前國會議員 Andriy Derkach,2019 年到 2020 年間,他因為干預美國選舉、參與俄羅斯的外國影響網絡遭到美國制裁。據美國政府指出,Derkach 當時已經成為俄羅斯代理人超過 10 年。Derkach 在 1993 年畢業於莫斯科的聯邦安全局學院,他在擔任烏克蘭國家核能公司負責人期間與俄羅斯國家核能公司簽署了多份協議,創造了對俄羅斯核工業的依賴。
2022 年 6 月,烏克蘭國安局(SBU)公開了 Derkach 的網絡,他在 2016 年落入俄羅斯聯邦軍隊總參謀部情報總局「格魯烏」的掌控,每個月收取 300 至 400 萬美元的費用。Derkach在烏克蘭建立了一個私人保全公司網絡,準備協助俄國軍隊控制烏克蘭多個城鎮。除此之外,Derkach 也可能參與了對烏克蘭情報機構高階官員的招募,例如曾任職 SBU局長辦公室的 Oleg Kulinich 少將,以及有權監督所有 SBU 員工職務的內部安全總局負責人 Andrii Naumov 准將。
Kulinich 少將的主要任務如削弱烏克蘭反情報部門偵查俄羅斯代理人的能力、在決策高層瞭解內外部威脅的過程中予以誤導、招募情報機構人員、壓制烏克蘭的情報蒐集、並將國家機密洩漏給俄羅斯。而因 Kulinich 的影響力而獲得任命的 Naumov 准將曾長期管理車諾比核電廠,並將核電廠機密訊息洩漏給俄國,俄國在奪取車諾比核電廠、利用核災禁區對基輔發動攻擊時就運用了這些訊息。Naumov 本人則在俄羅斯入侵前幾個小時離開了烏克蘭,2022 年 6 月越過塞爾維亞邊境時因為未申報大量現金被捕。
Naumov 被捕時和一名走私犯同行,意味著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代理人網絡中,除了高層級代理人之外,還存在一個龐大的支持系統,包括親俄者、犯罪組織成員、走私者、甚至是宗教團體等,負責偵查、現金轉移和設備流動等工作。親俄的俄羅斯正教會即是一例,不僅牧師被俄國情報機構招募、積極支援資訊戰,更將修道院和教堂當作藏匿人員及設備的「安全屋」(safe house)。以宗教做為掩護是俄情報部門廣泛採用的方法,也因對宗教機構的打擊具有政治敏感性,即便在俄羅斯入侵後,烏克蘭要限制教會活動也並不容易。
俄國還曾指示代理人說服烏克蘭高層放棄加入北約,盼以此及其他對俄羅斯的讓步作為人民反政府抗爭的催化劑,用大規模抗議活動影響烏克蘭的穩定、癱瘓國家和軍事行政體系,為俄羅斯的軍事入侵創造條件。2022 年 1 月被烏克蘭內政部逮捕的 Yuriy Goluban 上校就是一例,他隱瞞加入親俄民兵組織的身份,回到烏克蘭加入國家警察,收受賄賂組織在基輔等地的抗議活動,指責政府對俄羅斯不夠強硬,透過收買罪犯與煽動者在抗議中和警方暴力衝突,試圖將活動升級為極右派政變,讓俄羅斯有干預的藉口。
俄羅斯高級代理人也會努力為街頭暴力和內部動盪創造條件,目的是支持極端勢力對抗中間派,推動兩極分化、從而實現控制。例如前烏克蘭國會議員 Ilya Kiva,他曾是一名積極反俄的激進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更在 2014 年加入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右區」(Right Sector)的領導層。2019 年後,他轉向親俄立場,創建並領導了「終生愛國者」(Patriots for Life)組織,這個由武術愛好者、罪犯、毒販、前特警單位員工組成的組織,任務是在大型活動期間製造挑釁事件、激化烏克蘭的社會政治局勢,包括挑起與親烏克蘭組織的暴力對抗。2022 年俄羅斯侵略行動開始後,該組織也為俄羅斯情報機構執行各種任務。
趕鴨子上架:俄羅斯侵略後代理人網絡遭遇的阻力
儘管俄羅斯做了諸多努力,在烏克蘭政府中也有強大的代理人,但仍然沒有成功煽動烏克蘭的內部政治危機,其原因包括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堅守立場,以及西方的情報機構持續向烏克蘭傳遞訊息、揭發烏克蘭境內代理人的意圖。
俄羅斯情報高層原先建議將入侵行動推遲到 2022 年夏天,但掌控決策權的政治高層仍然相信自己對烏克蘭政治的理解,並聽信流亡俄國的前烏克蘭高官建議——其中包括親俄派前總統雅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的多位內閣成員。前烏克蘭官員顯然誇大了他們的影響力,縱使到入侵前的最後一刻,俄羅斯代理人們在烏克蘭建立的系統都還未準備好應對長期、全面軍事衝突的情況,俄羅斯決策高層仍選擇進行侵略。
俄羅斯的軍事侵略和對平民的暴行,也改變了烏克蘭親俄組織的態度,就連「終生愛國者」部分成員都公開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過去收錢辦事的烏國內奸考量到家庭和生活環境遭受危害則收手不幹。由於許多在烏克蘭的高級代理人對入侵計畫知之甚少,遑論缺乏親俄意識形態、「假旗招募」下的代理人們,代理人網絡因此在入侵初期變得不可靠。在那些俄羅斯軍隊並未實現快速控制的城市與地區,代理人網絡的行動即凍結或瓦解了,網絡成員失去了與俄羅斯合作的動力並中斷聯繫;然而在那些俄羅斯成功佔領的地區,代理人網絡仍展示了他們建立合作者群體、行使控制權的能力。
成效不如預期:俄羅斯的誤判和失策
在入侵的前三天,所有烏克蘭的將領都收到了來自俄羅斯官員的簡訊或電話,敦促他們不採取行動以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與此同時,烏克蘭的上校級軍官幾乎全部收到了匿名的勸降簡訊。在入侵開始的幾個小時內,俄羅斯高層官員就致電招降烏克蘭高官,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更公開呼籲烏克蘭軍隊不要抵抗俄羅斯入侵。但俄羅斯對烏克蘭失敗機制的預想並非全面投降,而是烏克蘭中央決策機制的癱瘓、孤立的部隊放棄抵抗。
俄羅斯的代理人們引用軍力差異、渴望拯救烏克蘭人性命等說法,試圖說服各地官員不要抵抗,鼓勵基層癱瘓和投降。他們的目的是為俄軍爭取時間,讓抵抗變得零星而孤立,這個策略在烏克蘭南部較為成功。但許多做為俄國代理人的烏克蘭中階官員在入侵初期就停止回應俄羅斯,從而使代理人自中央政府到戰術單位的指揮鏈被切斷,因為這些代理人原先的預期是待俄軍佔領後協助局勢控制、而非直接參與侵略行動。
俄羅斯在戰爭初期的資訊和網路攻擊都是為了瓦解烏克蘭的抵抗。起初他們針對烏克蘭的通訊系統進行攻擊,但由於烏克蘭對於資通訊安全所做的防護,這些攻擊並不成功,不過某些民間公司通訊系統仍在戰爭第一天就遭到破壞。在資訊戰方面,俄國則不斷釋放誤導性言論試圖孤立烏克蘭社群、干擾烏克蘭反應的速度,例如:在烏克蘭社群媒體上發布訊息呼籲市民回報建築物上的可疑標記,其結果是大量的誤報訊息湧入,淹沒了烏克蘭執法部門的處理能量;另一個案例是自戰前開始不斷向烏克蘭執法部門發出虛假的炸彈威脅,以增加烏國國土防衛隊對俄羅斯的恐懼。
另一個無法讓俄羅斯入侵計畫如願的因素是烏克蘭的防空系統。俄羅斯透過正規軍如俄羅斯航太軍(VKS)以及使用巡弋和彈道飛彈進行大規模導彈攻擊,來壓制、摧毀烏克蘭的防空系統,這在烏國南方防空系統較為老舊、機動性不佳的地區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只實現了幾個小時的壓制,後續烏軍的防空系統就開始恢復並反擊,這也是因為俄國地面部隊未能在 72 小時內成功佔領大多數主要目標。
實際上,烏軍和俄軍在戰前都出現了判斷錯誤。烏克蘭軍方和北約國家都假定俄軍將針對鐵路、物流基礎設施進行軍事攻擊,但在侵略的前三天俄軍都沒有這麼做,因為俄羅斯的用兵邏輯是非正規作戰的成功。而如前述烏克蘭政治動盪的前提條件並未實現,但俄羅斯仍然決定展開侵略,這或許是普丁個人戰略判斷的失敗。
俄羅斯原先的規劃是在 72 小時內佔領基輔,占據城市的交通要道、並讓空降部隊飛往安托諾夫機場(Antonov International Airport)後轉入基輔,控制基輔市區、隔離城市和掌控近郊,阻止烏克蘭正規軍的反擊。這個規劃還搭配俄羅斯特戰部隊(SSO)、俄羅斯聯邦國家近衛軍(Rosgvardia)、車臣國家近衛軍(Kadyrovtsy)等鎮壓部隊的使用,俄羅斯計畫在奪下基輔後進行三個相互關聯的作戰方向:
- 特戰部隊在代理人的指引下逮捕烏克蘭行政、國會領導層,可能進行示眾公審。
- 車臣國家近衛軍將追捕愛國的組織者、反俄的廣場革命要角。
- 俄羅斯國家近衛軍佔領城市咽喉、孤立社區、管理抗議活動和抵抗行為、並對市民採取綏靖。
俄國特戰和空降部隊的另一個任務是佔領烏克蘭的中央銀行、供水和公用事業以及議會,俄羅斯預想讓 Viktor Medvedchuk 等親俄派議員在國會內建立和平運動、透過決議呼籲投降以拯救生命和拯救烏克蘭,此後由這些俄羅斯代理人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傀儡政府進行統治。
對台灣的啟示
以上是 RUSI 這份長篇報告的前半部分,看到代理人滲透、資訊戰、被收買的軍官和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做掩護的宗教團體、失敗主義的散播……等等敘述,相信許多朋友已經產生深深的既視感。回想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初期,就有許多輿論提及台灣和烏克蘭的相似性,甚至出現「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言論,加劇不少台灣人民對台海情勢和強權侵略的憂慮。
就在上個月,幾位台灣的左翼學者發起「反戰聲明」,訴求「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並說政府不讓人民「疑美」很危險;也在上個月,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在立法院院會質詢上高唱疑美論、用簡體字簡報檔進行質詢。再往回推一段時間,包含國民黨現任不分區立委吳斯懷在內的 32 名退役高階將官,在 2016 年前往北京參加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集體起立聆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詞,同行的前陸軍總司令陳廷寵則在 2020 年提及「台灣國軍戰力零」、辱罵「許多人要做美日走狗」等言論。
今年 2 月,前陸軍上校向德恩因收受賄賂一審判刑 7 年 6 個月,被吸收成為共諜的他每月收取 4 萬元內應費,甚至身著軍服寫下「投降承諾書」宣示對中共效忠;今年 3 月,高雄地檢署偵結台聯前立委羅志明和前海軍少將夏復祥涉嫌在台發展共諜組織案,涉拉攏 48 名退役將領赴中國接受落地招待,並供中國統戰組織接觸、拉攏、吸收,檢調更發現中國以「黃埔軍校同學會」名義拉攏台灣退役將領,甚至在「發揚黃埔精神,促進祖國統一」布條上簽名。
發展組織、攏絡退役將官、滲透軍情系統、培養在地協力者宣傳侵略者觀點、為了掩護情報網的收買金流成立空頭公司、發動資訊戰……,都是報告中俄羅斯在侵略烏克蘭之前非正規作戰的行為態樣,放到台灣的脈絡中檢視似乎無違和。畢竟中國對台滲透不是兩三天、把台灣當成假訊息和資訊戰的實驗場也不是新聞,俄羅斯和中國進行非正規作戰的目的都是為了干預目標國家的政治、削弱並瓦解民主政府。
這份報告中提及幾個重點特別值得台灣留意,包括以「假旗招募」形式運作的代理人網絡,以及出於意識形態效忠敵國的在地協力團體。俄羅斯盼吸收烏克蘭的政府高層和核心官員,同理中國也希望接觸台灣的領導和軍事核心,以便在政府內增加影響力、或安插有助情報取得的人事任命,如同被指控叛國的烏克蘭准將 Naumov 被擺在國家安全局監督反情報部門的職務,有利取得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重要機構和機構內人員的機密訊息。
而「假旗招募」的方式,意味著在政府內部的代理人以為自己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執行任務,因為代理人的領導層是政府權力核心,被指派任務的人員在不知不覺中出賣了國家機密、或為了敵國的目的而行動,這類不容易識別的內應不同於檯面上和中國唱和、或大張旗鼓前往中國朝貢的協力者,卻可能在戰時發揮關鍵作用。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就曾在國共內戰時期,藉黨員和特務滲透國民黨領導層進行鬥爭,導致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數十年後面對中國武力威脅的台灣,要如何透過反情報工作辨識潛伏的核心代理人、有效防堵中國的滲透活動?
另一方面,面對如俄羅斯正教會這類以意識形態支持敵對勢力的團體,以及台灣內部親中、懷抱大一統夢想的自願協力者,國安單位也應思考如何掌握其組織活動,以在危急時刻及時應對、打擊國內的失敗主義,密切留意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滲透,畢竟台灣已在過去的地方選舉時經歷過各式組織的運作和滲透如何操縱輿論走向、進而影響民主選舉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