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特約記者劉芮菁報導
社會學者邱毓斌學生時期就投入社會運動，他就讀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臺北大學前身）時正值1980年代後半，臺灣社會歷經解嚴，正在熱烈追求自由與民主，他也在時代召喚下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但一直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後，邱毓斌去看當年調查局對他的監控檔案時，才知道他的父母當年承受警察的騷擾，讓父母、親戚朋友整日活在擔憂裡。邱毓斌回憶過往控訴，「威權體制最大的罪惡，是讓常民百姓驚恐地活著。」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主任邱毓斌從學生時期就投入社會運動。攝影：劉芮菁
國史館上（5）月5日舉行「沒有FB和Dcard如何發聲？解嚴前後的學生運動與民主運動」講座，邀請在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擔任副教授兼系主任的邱毓斌從個人經驗出發，分享1980年代的大學校園，如何成為反抗威權體制的基地。邱毓斌指出，他升大學時（1986年）正值臺灣解嚴前後，從國外回來的老師們帶來很多新資訊，坊間黨外雜誌傳遞了新的思想和社會分析，民間力量衝撞著戒嚴體制。因為感受到臺灣社會正在變化，邱毓斌決定報考臺北的大學，希望能親眼看見臺灣政治環境的改變。
大學時受新思想啟蒙 邱毓斌：重新認識社會和自己
升上大學之後，邱毓斌參與地下社團「臺灣研究社」，接觸到臺灣史、社會主義、人權、勞工等各種議題，也讓他重新認識了家鄉高雄。過去邱毓斌只知道高雄是臺灣的工業重鎮，創造了臺灣的經濟奇蹟。但隨著社團回高雄進行訪調，他才看到勞工被剝削、組工會受到打壓的一面。高雄引以為傲的左營煉油塔，更是犧牲在地人的生活環境。邱毓斌說，因為參與地下社團的活動，「我開始認識社會，也開始重新認識我自己。」
邱毓斌指出，過去黨國體制嚴格控制學生運動，試圖把大學與社會隔離起來。但1980年代後，臺灣民間力量急欲掙脫解嚴的束縛，校園裡的反抗運動從過去地下化轉變為檯面化、零散化變成組織化，關注的議題從校園內擴大到校園外。1983年臺大學生到彭孟緝官邸噴漆，控訴其在二二八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此舉讓政府非常震驚，但後續學校打壓臺大大學新聞社報導此事，並以記過、退學處分時，反而引來學生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顯示黨國體制已無法遏止民間社會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沒有手機、Facebook和Dcard的時代，大學生都在幹嘛？」邱毓斌自嘲，那個年代的學生大概是因爲沒有網路所以很閒，他們做組織、舉辦讀書會、發行刊物、舉辦書展影展、上街頭參與陳抗活動，校際間的串連也要身體力行一間間學校跑。為了掙脫學校對刊物的審查，學生們一大早去「送報紙」：將刊物塞到每間教室的座位，或是在晚上「送宵夜」：把刊物一一送到宿舍房門，遇到大型活動時則用「天女散花」：從大樓頂樓拋下刊物。邱毓斌笑著說，這是屬於他們那個年代的熱血行動。
參與學生運動的最大成果：推動校園民主與本土化
當年學運的最大成果，邱毓斌認為是推動了校園解嚴與本土化。大學開始設立學生會，舉行學生代表選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最初當時推動教師評鑑時，受到校方很大的反彈，教師痛批「學生造反」、「大逆不道」。但現在邱毓斌當了老師，卻認為透過教師評鑑可以多了解學生意見，因此很鼓勵學生填寫教師評鑑的問卷。
另一方面，學生運動也推倒了國民黨的黨國結構，1990年代風起雲湧的野百合運動、反軍人干政運動、清大獨臺會案等，讓臺灣社會走向民主化，真正落實言論自由，更形塑了往後的臺灣公民社會。邱毓斌現場展示了很多學生運動時留下的文件紀錄，懷念當時的熱血精神。他強調：「我很幸運在那個時代，因應那個時代的召喚，所以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很感謝背後受到很多人支持。」
與會現場有觀眾提問，網路時代的學生運動是否和過去有差異？邱毓斌認為，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召喚，動員方式也會因為科技而改變，現在要透過網路做組織，當然要妥善使用新科技。但不管是以前在街上發傳單，還是現在透過網路做倡議，學生運動的本質沒有太大的變化，關心社會議題的精神仍然是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