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責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的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攝影／蕭長展）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延任一年的新任期即將展開，中國國民黨延續一貫反對立場，質疑促轉會沒必要存在。專責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的促轉會委員彭仁郁受《沃草》專訪指出，過去兩年執行「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身心需求採訪計畫」經驗中，直接從受難者及家屬身上感受到，政治創傷並沒有因為解嚴已 33 年、時間流逝而平復，更多時候對他們來說創傷還是「進行式」。譬如有受難者被鄰居當成不出門的奇怪老人、被精神科醫師判定為「妄想」，事實是他過去長期被特務監控，心理狀態至今無法擺脫那股恐懼。彭仁郁也指出，34 位受訪者有 8 成以上認為社會不了解他們的遭遇、渴望能被理解，社會如何能不簡化地從精神的病理現象看待受難者及家屬承受的痛苦，讓他們和社會重新產生連結，才有機會為政治暴力創傷帶來更多療癒可能。
歷史傷痛說「放下」就能放？彭仁郁：政治暴力創傷是持續「進行式」
今年三月，隨著行政院長蘇貞昌口頭承諾將延長促轉會一年任期，促轉會延任幾乎已成定局，也引起向來反對轉型正義的國民黨強烈不滿，並針對促轉會延任展開抨擊。其中，國民黨立委李貴敏質詢時痛批，促轉會只把重點放在追求歷史真相，「一再挑起仇恨對立」；國民黨立委鄭麗文則砲轟，轉型正義要面對未來、不是糾結於過去。這些來自國民黨立委的抨擊，讓臺灣社會過去就耳熟能詳的「放下才能和解」說詞，再次浮上檯面。
彭仁郁受《沃草》專訪指出，以她長期從事政治暴力創傷研究與療癒工作的經驗，這類心理創傷並不是隨著人已經脫離威權統治壓迫、或是時間久了就能「放下」，更無法把承受創傷痛苦的人所表現出來的身心病徵單純用「生病」的角度看待與治療。對政治受難者及家屬來說，政治暴力創傷不是過去式、而是「進行式」，很多人到現在已經 80、90 歲，還持續有相關的症狀、疾病讓他們受苦。部分受難者的第二代、第三代，更因為家中長輩受政治暴力創傷後對家庭產生的影響而承受「代間創傷」、自己也出現身心方面的病徵。
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所承受的身心病痛，彭仁郁依據研究與訪問的經驗指出，包括受難者因過去遭到刑求及折磨而造成身體損傷（例如聽力受損）、身心症、睡眠障礙、情緒障礙、人際關係困難，或是如思覺失調症這類嚴重精神症狀。而以促轉會執行「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身心需求採訪計畫」調查發現，有四分之一的受難者及家屬有慢性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彭仁郁表示，如果只用病徵來看，會發現他們可能有憂鬱症、躁鬱症、思覺失調症等症狀，但如果只把這些症狀用「病理」來理解、治療，就會失去釐清和說出政治暴力才是創傷原因的機會。
因為長期跟政治受難者與家屬接觸，彭仁郁了解他們所遭受的煎熬與處境，在促轉會成立後要展開對於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的身心狀態調查，以了解國家接下來能對他們提供哪些社福方面的協助時，她及促轉會「重建社會信任組」同仁也採取更加謹慎、溫和的方法，來徵求願意參加「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身心需求採訪計畫」的受訪者。
發生在 1969 年的「統中會」案，該案所謂「主犯」許席圖被捕後，在殘酷刑求過程中就已發瘋，但蔣介石仍下達指示，「不論其是否精神分裂症，既係主犯，不得停審應處死刑」。隨著蔣介石死亡，已被送到玉里療養院的許席圖才因判刑未確定，沒有遭處死刑。（圖片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彭仁郁指出，促轉會成立以來，已經多次公告撤銷威權時期的不法判決，為了能夠聯繫上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讓不法判決撤銷的文件能送到他們手中，在內政部戶政司協助更新部分聯絡地址後，共蒐集到 5,837 筆地址，最後推估其中有 3,000 多個地址有人收件、是能夠聯繫上受難者及家屬的管道。不過，當採訪計畫開始執行時，促轉會並未直接循地址聯繫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反而採取在北中南等地舉辦說明會，徵求願意接受促轉會採訪的政治受難者及家屬。
彭仁郁強調，採取舉辦說明會來徵集有意願的受訪者，主要就是顧及這些家庭過去長期遭到威權政府監控，如果直接致電或是循地址表達希望他們協助採訪，可能會勾起他們過去被國家監控的感受與記憶，造成二度傷害。但也因為是透過說明會徵集自願受訪者，加上有些受難者家屬沒有認知到自己的狀況可能跟政治暴力創傷後果有關，或是不了解創傷療癒工作而沒有意願，最後只徵求到 60 個家庭願意受訪。
而在採訪過程中，因促轉會發生「張天欽失言事件」等因素，有部分家庭退出採訪計畫。後來對採訪計畫帶來更大一波退訪衝擊，是因為 2018 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大勝，很多受難者及家屬當時感覺「完了，國民黨要回來了」，勾起過去受難的苦痛回憶和強烈擔憂，不少人因而要求彭仁郁及促轉會同仁不要把他們的訪談紀錄歸檔，更要求退出採訪計畫。這也凸顯，政治暴力創傷不會輕易癒合、是「進行式」。
無法用精神「疾病」看待的受難者創傷：特務是不是還在監視我？
政治暴力創傷會持續對受難者及家屬造成影響，彭仁郁指出，他們因創傷而產生的身心反應被純粹當成心理、精神病徵，用「疾病」的方式做處理，卻沒有相應的資源去幫助他們釐清、揭露造成創傷的來源，是一項原因。另外，促轉會採訪計畫中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的受難者及家屬有 80％ 認為社會不了解他們的遭遇，也構成了他們身心持續受苦的來源。
彭仁郁認為，不論是政治受難當事人承受的創傷，或是他的第二代、第三代遭遇的「代間創傷」，都必須跳脫純粹的「精神病理」框架，才能真正理解藏在創傷下、更深的受苦根源。透過信任關係的建立、深入了解受難者及家屬創傷的深層原因後，還需要整合心理、社工資源的協助，並搭配轉型正義各層面的工作推展，才可能讓受難者、家屬，以及受傷的社會，共同在過程中產生理解、獲得療癒。
臺灣雖然在解嚴之後、從李登輝執政開始，對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的不義，政府總算是展開相應的道歉、賠償等動作，但是處理層面始終有侷限，這也讓政治暴力創傷療癒難以在各方面條件的支持下，得到更多實質的進展。
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廖國揚參與今年二月舉辦的《南投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新書發表會，他在致詞時回憶起父親廖如賓及家中遭遇的往事，流下了眼淚。（攝影／蕭長展）
彭仁郁指出，過去政府處理的方式，從李登輝執政開始，是採取局部承認國家的錯誤，並且以金錢賠償當做主要的機制。但是因為許多真相遲遲未能被揭露，無法滿足受難者及家屬內心真正的期盼。許多受難者及家屬，在意的並不是金錢賠償，而是承受創傷多年下來，一直深切地想要了解，他們為什麼會被抓、是誰出賣他們，又是誰下令傷害他們，而加害者現在的處境又是如何。雖然他們現在能夠看到更多的政治檔案，但以受難者和家屬自身的經驗來說，他們還是覺得真相不明、跟自己的經驗無法產生連結。許多人在受訪過程中，都曾透露這樣的感受。
再來，是威權象徵的處理還沒完成，對於受難者及家屬的心理層面也持續造成影響。彭仁郁指出，不少受訪者在訪問過程中都曾透露，他們走出門會看到「中正路」、常會在公共空間看到造成他們家庭受難的獨裁者蔣介石銅像，都一再勾起他們內心的傷痛。
受難者的創傷反應被純粹當成身心疾病的徵狀來看待、被社會投以異樣眼光，更直接反映出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在臺灣的困境。
彭仁郁舉例指出，有一位她曾訪問的政治受難者，因長期不敢出門，被鄰居當成奇怪的老人，後來醫生診斷出有妄想的症狀，但從政治暴力創傷的角度來看，這位受難者其實是覺得特務還在監視、內心害怕的感覺不曾散去。對社會上不曾遭受政治暴力傷害、或是出生在民主時期的年輕世代，沒有辦法理解，國民黨特務對政治受難者的監控，是持續到 90 年代初期都還在進行。社會無法理解受難者被監視的恐懼會延續，要能夠真正地幫助、讓受難者得到療癒，也就更加困難。
彭仁郁強調，政治暴力創傷療癒，是龐大的心理社會政治工程，最主要的目的是促成社會從威權時期建立下來的文化、習慣、心理狀態，轉換成民主多元社會的價值。也因此，從事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的工作者，一方面要有助人工作的專業，也要具備政治思維。她認為，創傷療癒工作，應該要整合心理、社工、法律等專業，才能夠幫助到受難者家庭，也才能在療癒工作過程中，幫助受難家庭和社會整體看見每個「人」的多元面貌，從而對「人」產生不同於威權時期、尊重個體與重視人權的價值理念。民主、人權、公平正義，也才可能深深扎根在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