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成博士於 1981 年與妻兒一同從美國返臺探親，卻在遭中國國民黨政府情治機關警備總部約談後，傳出身亡消息，引發外界揣測是遭當局政治謀殺。圖片：取自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臉書
近年接連傳出中國旅外學者或外國籍學者在中國被官方抓捕的消息，凸顯中國政府侵害人權無限下探。去年底又傳出旅日中國學者袁克勤回中國為母奔喪卻「被失蹤」，經日本學術同僚發起救援，也受到臺灣社會關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彭仁郁受《沃草》獨家專訪指出，袁克勤遭遇跟 1981 年臺灣「陳文成事件」十分相似，兩人都在外國擁有正式教職、因親情關係短暫返回母國卻遭到抓捕。她表示，袁克勤的案件雖然不是中國的特例，但中共近年頻繁抓捕國內維權人士、旅外學者或外國人，手法幾乎都是先讓受難者「消失」、加以刑求認罪、最後才公布抓人消息並審判「定罪」，完全重現中國國民黨在臺灣 70、80 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型態。彭仁郁認為，對比於國民黨 80 年代白色恐怖的手段，中共現在更取得負面意義上的「進步」，就是用心理、生理虐待取代酷刑拷打，不留下可見的傷痕，但是讓當事人崩潰、發瘋。
發生在 1981 年的「陳文成事件」，是當時 31 歲、在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統計系擔任助理教授的陳文成，於當年 5 月間帶著妻兒從美國返臺探親、原訂 7 月返美，卻在回臺期間被中國國民黨政權情治機關警備總部，以他曾資助《美麗島雜誌》為由約談，後來於 7 月 3 日被發現陳屍在臺大研究生圖書館旁草地上。案發後引起社會一片譁然，外界普遍認為陳文成是遭到國民黨當局政治謀殺身亡，但警總當時立刻撇清關係，稱 7 月 2 日約談完後就送他回家，更指稱他是「畏罪自殺」。陳文成案發生至今將近 40 年，雖歷經多次調查，真相仍然不明。
袁克勤遭遇近似陳文成 中共猶如「復刻」國民黨 80 年代威權統治
彭仁郁表示，會把袁克勤案跟陳文成案做聯想，是因為兩人都是在外國擁有正式教職、有非常好的發展，且都因親情關係暫時回國。陳文成當時以 31 歲年紀就拿到國外大學正式教職，加上孩子剛出生，可能是想為了下一步做準備，帶著妻子、孩子回臺灣跟家人短暫團聚，沒想到卻在被國民黨情治機關約談後不幸身亡。現年 65 歲的旅日中國學者袁克勤，則是 1994 年起就在北海道教育大學任教，去年跟妻子回中國參加母親喪禮，卻被當局抓捕、兩人下落不明。
據了解，陳文成當時只是捐款資助《美麗島雜誌》，本身並不是活躍的所謂「異議份子」。而袁克勤雖然年輕時曾參與中國 1989 年「六四」民主運動，但發起救援行動的日本北海道大學教授岩下明裕受《沃草》獨家專訪指出，自他認識袁克勤，就沒聽過已經當學者、從事研究的袁對中國政治發表看法，在他看來，袁克勤專注於學者工作，並跟曾參與的政治運動有所區隔。
袁克勤的遭遇其實不算特殊的案件，卻凸顯中國在習近平上台掌權後，中共要掌控的對象已不只是國內的中國人，監控的力量更比以往向海外擴張。彭仁郁認為，「這非常像中國國民黨在白色恐怖時期對臺灣社會的全面監控」。
現在中國的社會狀況，跟 70、80 年代的臺灣有許多相似之處。彭仁郁表示，當時臺灣經濟起飛，一般的社會大眾會認為臺灣已經「民主化」，威權政府也會對外聲稱「中華民國」是「民主、法治」的國家，但如果有人進一步要求自由、要求解嚴，國家就會動用強大力量反撲。現在的中國就有如當時臺灣，經濟上銜接世界的自由市場、但政治受到當局嚴密掌控。
促轉會委員彭仁郁原任職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政治暴力下心理與精神創傷（攝影／蕭長展）
國民黨威權政府在臺灣 70、80 年代時的統治手法，跟剛「撤遷」來臺的時期，也不盡相同。彭仁郁指出，以臺灣 50、60 年代白色恐怖案件來看，情治人員抓到政治受難者之後就是酷刑逼供、甚至不經任何形式上的審判就秘密處決。到了 70、80 年代，臺灣承受的白色恐怖統治及當時「政治犯」的情況逐漸受世界輿論關注，獨裁者面對國際壓力又要緊握政權下，有系統的「監控、失蹤、逼供、具形式上審判」的白色恐怖手法應運而生。
中共現在不但「復刻」中國國民黨 80 年代的統治手法，甚至擴大應用範圍到旅外中國人、外國人，並在技術上得到了「進化」。
譬如跟中國關係良好、擔任「日中交流協會」理事長的日本人鈴木英司，在 2016 年 7 月造訪中國後失聯，2017 年 2 月才被中國當局以「涉間諜及危害國家安全」罪名「正式」逮補，直到去年 5 月遭中國北京市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名判處 6 年有期徒刑。彭仁郁指出，這跟臺灣白色恐怖的模式很像，都是「先讓你消失」、讓被捕者的家人親友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官方在第一時間也不會公佈或承認逮捕的消息，在被捕者受到幾個月的嚴刑逼供、並簽下已經設定好劇本的「自白書」認罪後，才對外正式宣布「逮捕」的消息以及正式的罪名。
彭仁郁指出，臺灣人李明哲在中國的遭遇，模式跟日本人鈴木英司十分相似。而對比於國民黨 80 年代白色恐怖的手段，彭仁郁認為現在中國取得了負面意義上的「進步」，就是用心理、生理虐待取代酷刑拷打，例如「沒生病的人、我讓你吃藥，有病的我反而不讓你吃藥」。這種新型態酷刑，重點是不在受難者身上留下可見的虐待痕跡，但會讓當事人崩潰、發瘋。
特務欺騙、誘迫受難者家屬參與「加害」 白色恐怖操弄人性最為扭曲
威權獨裁體制對政治受難者的迫害，除了生理上可見或「不著痕跡」的傷害，情治機關為達目的操弄人性造成受難者心理及親友情感關係的創傷，是最為扭曲、對當事人影響最久的傷害。
以袁克勤的遭遇來說，他跟妻子在 2019 年 5 月被中國國安部門抓捕後，他的妻子曾被短暫釋放，條件是必須回日本取得袁克勤的手機、筆電和研究資料再返回中國。自 2019 年 7 月之後，袁克勤的日本同事也沒再得知他妻子的消息。
旅日中國籍學者袁克勤與家人合影。註：為保護合照當事人，做特殊處理。（圖片來源：岩下明裕提供）
原任職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政治暴力下心理與精神創傷的彭仁郁指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也發生過類似袁克勤和妻子遭遇的情節。當時國民黨威權政府抓了受難者以後，雖然不見得會抓捕受難者家屬，但情治機關會嘗試聯繫家屬，在他們不了解受難者究竟發生什麼事的情況下，特務可能會拿著一套捏造的劇本，說服受難者家屬認為自己的親人被抓是因為真的「犯罪」，而且是瞞著家人秘密地進行。情治人員會利用受難者家屬的不知情及恐懼，配合「軟硬兼施」手法，讓受難者家屬配合，達成當局的目的。
在情治人員影響下，家屬會對受難者產生動搖，懷疑受難者是不是真的瞞著家人做了「錯」的事情。另外，家屬因為希望受難者能夠脫險，也可能會配合情治單位「蒐證」，交出他們想入罪於受難者的「證據」。
彭仁郁強調，「這是最扭曲人性的部分，會讓人對家人失去信心，讓關係開始有芥蒂、產生不信任，而且這種感覺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以袁克勤為例，如果他的妻子在中國國安部門壓力下，回日本拿袁克勤的筆電、資料，真的交出了造成袁克勤被入罪的「證據」，他的妻子心裡可能就會認為，自己參與了整個加害的過程。而這種扭曲人性的操控，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情治機關也是採取一模一樣的手法。
臺灣受國際救援走過白色恐怖 彭仁郁：現在換我們輸出救援
對於像袁克勤這樣的受難遭遇，國際上的串連、聲援到底有多少效力？彭仁郁表示，對一個非理性、以捍衛自身權力為首要目標的政權來說，外部的聲援的確很難要他們直接把人放出來。但從過去經驗來看，一個政權再怎麼獨裁、再怎麼侵害人權，只要國際的關注夠多、層級拉的越高，還是可能在面對國際壓力下，必須減輕對受難者的殘暴程度、或下修受難者的刑責。
彭仁郁以發生在 1979 年底的「美麗島事件」為例表示，國民黨政權在 1980 年 3 月進行軍事審判前，內部原本定調要對當時參與事件的黨外人士採取秘密審判、秘密處決的作法，但後來因為國際的動員，才得以有所轉圜。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目錄
彭仁郁指出，1970 年亞洲記者協會曾有一百多位記者來臺訪察，當時的統治者蔣介石對外宣稱「臺灣沒有政治犯」。而在同一時期，時任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的 Martin Ennals 也曾到臺灣拜訪「政治犯」家屬，但因當時政府採取祕密審判，難以取得受難者名單加以救援。後來因政治受難者謝聰敏等人在獄中秘密蒐集政治犯名單並透過各種方法躲過當局檢查送往國外後，臺灣政治犯的問題才逐漸受到國際了解、關注。
因為有國際救援力量傳播臺灣政治受難者訊息，後來「美麗島事件」才會受到美國國會關注、並對此召開聽證會。美國國會關注所形成的國際壓力，讓國民黨受迫改變原本定調的秘密審判、秘密處決，前所未有地在當時公開軍事審判過程、開放國際媒體採訪。而遭到逮捕的施明德、黃信介、林義雄、呂秀蓮、張俊宏、陳菊、姚嘉文、林弘宣等人，刑期也才由本來可能面臨的死刑，變成無期徒刑或12到14年有期徒刑。
彭仁郁表示，國際救援力量雖然有時看來效果不是很直接，但聲援還是能對威權政府構成壓力，並帶來實質作用。臺灣過去的政治犯，刑期可以從死刑變無期徒刑、從無期徒刑變成更少的刑期，且減輕受到酷刑傷害的程度，就是國際救援發揮的作用。而臺灣以一個曾走過白色恐怖傷痛、曾接受國際救援的國家，彭仁郁強調，「以往我們都是輸入外國救援，現在是臺灣輸出救援力量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