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為何要記得盧安達大屠殺？中研院洪子偉：要學習反省，必先記住悲劇

全球各地推動轉型正義的國家，始終面臨社會如何和解、是否妥協的問題。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洪子偉以死傷高達 200 萬人盧安達大屠殺後的轉型正義為例，說明在歷經百萬人死亡的浩劫後，這個非洲小國如何尋求和解與妥協，以作為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借鑒。洪子偉並進一步討論記憶「浩劫」對人類的重要性，認為人類雖不一定能從過去歷史的錯誤中得到教訓，但要習得教訓，就必須先記憶歷史，所以人類對浩劫有記憶的責任，而至少應學習認得悲劇發生前的徵兆或因果結構。因為對浩劫有了基本知識，才有可能避免悲劇。因此，臺灣人不只有記憶自身歷史的責任，更需要對人類歷史的各種浩劫有基本的認識。

11 月 22 日，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邀請兩位哲學工作者，專攻心理學哲學的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洪子偉，與專攻西洋政治思想的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就「轉型正義中的和解與妥協」進行專題演講。其中，洪子偉以盧安達的轉型正義實踐過程開場，指出在歷經如此浩劫過後，國家不可能不尋求和解與妥協，並說明了盧安達如何借助傳統文化來達成和解。在最後，洪子偉引入知識論分析，探討對於轉型正義而言，歷史知識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探求人類對世界各社會浩劫的記憶責任。

盧安達悲劇的起源：殖民帝國留下的種族分類

洪子偉曾在 2009 年藉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造訪東非盧安達、烏干達、薩伊（民主剛果）三國，親身走訪浩劫過後多年的盧安達，了解大屠殺對當地社會造成的影響與該地的轉型正義、戰後發展。

盧安達在 1994 年 4 月到 7 月發生駭人的盧安達大屠殺，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內，就有 100 萬人被殺死。盧安達大屠殺不只死傷人數驚人，罹難者在死前遭遇的凌虐與殘酷對待，更是讓人不寒而慄。不像納粹那樣，加害者基本是國家系統中的軍公教憲警特人員，盧安達大屠殺的加害者更包含一般百姓，娃娃兵、老人跟女人。規模龐大的死傷與加害者，讓以命償命的樸素正義毫無用武之處。

如何處理盧安達大屠殺中的加害與受害，成為盧安達新政府棘手的問題。在圖西族軍隊攻陷首都，胡圖族政府垮台後，加害者及其親屬近兩百萬人都逃到剛果去，後來也在當地造成軍閥大混戰。

洪子偉指出，盧安達大屠殺的起源，來自於殖民者的種族政策。位於東非的盧安達人口約 1000 萬人，以農業為主。早期為14個部落組成的封建王國，國王近似於聯合部落的領袖。各部落語言、文化接近。十八世紀德國的殖民者與傳教士來到盧安達，開始以「現代人類學」的分類方式為族群做分類。鼻樑高、長相俊美、身高 180 公分以上的人被分作圖西人，中等身材，鼻樑也較塌者被稱為胡圖人；身高低於 150 公分的侏儒原住民被稱為圖瓦人。

當時的德國殖民者認為，身材俊美、高䠷的人，通常也會有比較高的智商，於是與人口約僅全國一成的圖西人合作，給予他們更多的政治、經濟資源，透過他們來統治廣大的胡圖族。圖西族與胡圖族之間的社會地位、貧富差距也因此越來越大。

一次大戰後，德國戰敗，盧安達被讓給比利時。比利時不只延續德國的種族政策，更將種族登記在身份證上。但經過數百年來的跨族通婚，體質人類學上的特徵往往難以分辨。比利時後來以財產作為分類標準：擁有 20 頭牲口以上的人被歸為圖西族，其餘為胡圖族。比利時透過操作社會階層與族群分類來維持殖民地社會的穩定性。

二次世界大戰後，圖西族國王訴求民族自決，希望獨立，比利時以推動民主改革之名，轉與人口多數的胡圖族合作。1962 年，盧安達獨立時選出的第一屆民選政府，就是以胡圖族為主。胡圖族掌權之後，反過來報復過去與殖民者聯手欺壓的圖西族。於是，自 1962 年盧安達獨立以後，國內兩族之間就不斷有零星衝突甚至殺戮。圖西族在烏干達組訓民兵，後來的盧安達愛國陣線。1990 年時，盧安達愛國陣線自烏干達境內侵攻盧安達，歐洲國家支持胡圖族政府抵抗，最終擊退盧安達愛國陣線。

一場真相不明的空難，引爆百萬人大屠殺

1990 年圖西族的侵攻讓胡圖族產生極大的危機感，開始尋求更強硬的手段解決「圖西問題」。胡圖族在法國外籍傭兵的組訓之下，組成民兵。盧安達的族群問題，也在選舉的操弄中逐漸惡化，胡圖族政府中的激進分子也逐漸難以控制。1994 年 4 月 6 日，盧安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與同屬胡圖族的蒲隆地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Cyprien Ntaryamira）兩人乘坐的專機在首都吉佳利機場附近被飛彈擊落，兩人在這場空難中喪生。

總統專機空難成為大屠殺的導火線。胡圖族政府相當有效率地在一小時內成立臨時內閣，指責是圖西族策劃這場空難，並在全國各地設立路障、檢查哨。胡圖族政府甚至有一份優先名單，包括胡圖族的反對分子與圖西族的政治領袖。全國的媒體、廣播開始煽動群眾，要所有拿得動刀或狼牙棒的人，甚至小孩、女人或老人，都加入胡圖民兵，大屠殺隨之展開。在種族仇恨的動員之下，許多尋常百姓成為加害者，殺害的對象許多也是社區中認識的鄰人、同事、同學。參與者的普遍性，令盧安達大屠殺與納粹其他人類浩劫不同。

許多圖西族的避難處最終成為大屠殺的場所，在圖西族避難所之一的 Nyamata 天主堂，胡圖族包圍後展開虐殺，或不給予致命傷使其痛苦而死，或先姦後殺，甚至將人摔死、搗成肉泥，殘忍的虐殺，甚至令圖西族付出金錢，只為買得一彈斃命。經過數天的屠殺，在當地避難的一萬多名圖西族，僅有七名倖存者。

像這樣的故事與場所，在全國各地不計其數。大屠殺過後，盧安達政府選定其中幾個場域成為大屠殺紀念館，保留當年的樣貌。紀念館中由當年經歷大屠殺的倖存者擔任解說員。希望能藉此將當年發生的慘劇傳達給世人知曉。

屠殺不只讓受害者死亡、給倖存者留下陰影，對加害者也帶來深遠影響。有文獻指出，胡圖民兵在屠殺過程中，給娃娃兵灌酒，讓他們執行屠殺，待到這些娃娃兵酒醒時，他們才發現自己殺了這麼多人。1994 年 7 月，圖西族的盧安達愛國陣線攻克首都吉佳利，瓦解了胡圖族政府，屠殺到此才告一段落。不過，盧安達境內約 200 萬的胡圖族因害怕圖西族報復而逃至剛果，隨後也引發一連串的戰亂。

從傳統找回縫合國家的方法： Gacaca 法庭

內戰與屠殺結束後，聯合國在坦尚尼亞設立「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就大屠殺發起方的戰爭罪責進行調查、追訴與審理，主要是針對胡圖族政府高層，如高級軍官與內閣閣員。盧安達國內的司法體系則承接起罪嫌重大的加害者，主要是中低階官員與一般民眾的司法追訴工作。

但是，在族群仇恨動員下，估計涉案的加害者高達十多萬人，即便特赦未成年人，也需要耗費百年時間才能完成審理。面對難以以一般司法體系處理的大規模屠殺，盧安達政府援引傳統部落法庭「Gacaca」，作為轉型正義的機制。Gacaca 過去是由族長主持，用來調解部落間的紛爭。盧安達政府將其現代化改良後，成為大屠殺後。在 Gacaca 審理過程中，嫌犯在自己村莊的村民（倖存者）面前接受指認，或說出被害者姓名、自訴行兇過程，認罪懺悔，由受難者決定是否減刑。

Gacaca 並沒有死刑，最高僅有無期徒刑。不過一般服刑約十年左右便會獲得減刑，回到原村落進行社區勞動服務。判刑確定者，必須穿著橘色囚衣，等待審判者則必須穿著粉紅色囚衣。洪子偉表示，當年參訪盧安達時，橘色囚衣的民眾已多於粉紅色囚衣的民眾。

Gacaca 施行初期受到許多質疑。洪子偉回憶到，當時接待他們的倖存者曾說過，與兇手再度見面，追憶往事是痛苦的考驗。再者，刑滿之後，這些加害者回到原本的村莊一起生活，甚至過得比自己更好，令人感到不平。但他也肯定 Gacaca 機制，有助於撫平盧安達從十八世紀以來，最終導致大屠殺的種族緊張與暴力循環，認為 Gacaca 這種以和解為目的的轉型正義，是終結歷史悲劇不得不如此之舉。

洪子偉表示，當時聽到對方的說法感到心情十分複雜，因為 Gacaca 與其說是和解，聽起來更像是妥協。但在當時看來，似乎確實是比較好，也是唯一的辦法。

血的教訓：盧安達大屠殺如何影響國際社會？

在盧安達大屠殺的三個月中，西方國家基本上是袖手旁觀的。當時聯合國也不斷縮減駐在當地的維和部隊。在 1990 年代，軍閥或民兵在盧安達一帶的非洲地區混戰，是一種常態。沒有人預測到這種混戰會成為大規模的屠殺。

受到 1993 年美軍介入索馬利亞內戰，在摩加迪休之戰損失慘重的影響。當時由克林頓執政的美國政府雖然知情，但也沒有採取行動。密特朗政府領導下的法國，更是與胡圖族政府站在一起，不只是協助其組訓民兵，駐在盧安達的法國部隊，也支持胡圖族的行動。在 1997 年胡圖族政府潰敗時，更派出直昇機協助政要出逃。因此法國政府對於事件的相關責任與真相，始終迴避，直到 2007 年才解密了一批相關檔案。

7 月盧安達內戰結束後，大屠殺事件才真正廣為人知。09 年，洪子偉一行人由烏干達入境盧安達時，特別詢問烏干達南部民眾對當年大屠殺的記憶。烏干達人向他們說，他們記得當年的事情，那時大量的屍體從尼羅河上游漂下來。這也是目前對盧安達大大屠殺罹難人數估計差異甚大的原因之一——有一大部份的人找不到遺體。

盧安達大屠殺之後，國際社會對此類事件便得更加敏感，聯合國與國際NGO接連成立相關機構，希望能杜絕大屠殺的發生。1999 年柯索沃危機發生，有出現大屠殺的可能性。在安理會仍在爭執的情況下，美國便單獨以北約出兵。2006 年南蘇丹達佛危機，聯合國安理會投票通過出兵。這些後來的努力，避免了種族清洗的進一步擴大，防止盧安達悲劇的重演。

盧安達內戰結束後，國際資源進入盧安達協助復興，到了 15 年後洪子偉拜訪時，盧安達的國家發展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洪子偉回憶，盧安達是他當時在非洲造訪的三國之中，發展程度最好的，不只全國公民享有免費醫療、與臺灣一樣的機車強制安全帽，也施行禁用塑膠袋等已發展國家仍難推動的環保政策。盧安達國會也以女性比例極高著稱。

記憶或遺忘？只有記得才有可能實踐轉型正義

面對像盧安達大屠殺這種國家系統性的不義和痛苦不堪的過去，人們應該選擇遺忘還是銘記？洪子偉認為，我們應該要記得，但並非只是記下某種敘事，更重要是了解結構性的因素。

洪子偉提到，2004 年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將轉型正義定義為「以制度化方式來處理過去的國家壓迫與不正義。目的在於鞏固民主、保障人權、建立中立的行政官僚等，進而避免悲劇重演。」安南指出，轉型正義常見的機制包括起訴罪犯、除垢法案、賠償、歸還財產、回復名譽，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紀念、道歉等等。他認為，要避免悲劇重演，就要透過歷史真相的揭露使人學到教訓，降低仇恨並促進和解。

在安南的眼裡，歷史是轉型正義的關鍵所在。不過有些學者並不這麼認為。這些人認為所謂的歷史真相只是選擇性的敘事偏好，並不是「真相」。他們認為，人不但不能從過去的浩劫學習，還會不斷地重複同樣的錯誤。甚至因為對浩劫的記憶，導致新的浩劫，像是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因此這一派的觀點認為，我們不應記得過去的浩劫，應當放下，繼續前進。

不過，洪子偉認為雖然記住悲劇無法保證不再發生浩劫，但要避免錯誤，一定需要記憶。

洪子偉認為，我們不一定要記得一些歷史事實或敘述，而是應該記得能夠反映史實或敘事的「因果結構」。在大屠殺發生之前，一定有些蛛絲馬跡，特定的模式或是相關性比較高的徵兆出現。無論是強烈、明確的因果結構；或者沒有那麼強烈的高相關徵兆，如系統性歧視、對於他群的仇恨，這些現象如果又與過度集中的權力、族群問題相牽連，就容易引致大規模的壓迫。例如，1994 年 4 月盧安達大屠殺之前，胡圖族的軍警便開始稱呼圖西族為「蟑螂」。在後來的達佛、在剛果的北基伏都出現了，甚至在最近的香港也有出現類似的徵兆。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這些相關的徵兆跟模式，對於我們要避免、預防悲劇再次發生是有幫助的。

系統性的強暴也是大屠殺的可能徵兆。每年的 11 月 25 日被聯合國定為「國際制止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目的在推動女性免於暴力的對待。但在許多衝突地區，強暴敵方婦女經常被用摧毀敵方士氣、讓對方折服的手段。這個現象在盧安達、剛果北基伏與蘇丹達佛也都出現過，甚至在當前的智利、乃至香港，都有出現。

洪子偉表示，記住這些徵兆和因果結構，對避免悲劇重演相當重要。

記住什麼清楚了，那麼，誰應該記住呢？洪子偉援引學者 Margalit，指出人與人之間有不同的實然關係與應然義務，這些實然關係會決定每個人所能、所應記住的情感與認知細節。洪子偉認為，人類最低限度的記憶義務，在於記憶這些導致悲劇的因果結構。這個主張一方面看起來似乎很強度很低，因為它只要求記憶因果結構，並不要求記憶任何敘事；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強度很高的要求，因為它要求權人類都必須達到這個「最低限度要求」。而臺灣人既是人類的一部分，也在這個要求之下。

洪子偉主張，我們人類作為一種互惠式利他的群居動物，如果要共同生活，要互助合作的話，我們有一些根本的，對我們的生存是有幫助的知識需要掌握。就像物理學的知識對人類在自然界中生存有幫助，對浩劫因果關係的知識，也有助於人類的社會存活。洪子偉總結道，就如同臺灣社會對過去有不同的認識，即使對過去浩劫的情感記憶與歷史認識不同，但其因果關係應當被其他人記得。這是避免悲劇再度發生的重要前提。只有當人類對這些浩劫有基本的記憶，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談如何避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