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已在上（5）月底解散的促轉會，4 年來共盤點出 107 處「不義遺址」並審定公告其中 42 處，但仍有 6 成（ 65 處）待文化部接手處理。高齡 89 歲、曾在白色恐怖時期坐牢 13 年、待過多處不義遺址的政治受難者蔡寬裕強調，不義遺址是眾多受難者當年經歷苦難的場域，就是「民主不在場的證明」，現在年輕人感覺民主、自由、人權似乎是自然而然，但這是經過無數人努力爭取而來的。與促轉會合作出版《不義遺址：轉型正義的空間實踐》專書的白色恐怖研究者張維修舉例，位於臺北市貴陽街與博愛路口的 L 型建築當年就是「警總保安處」，也是陳文成博士最後接受偵訊的地點，未來或許可以透過這些空間資訊，讓我們更接近陳文成事件的真相。剛卸任的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也在專書序言表示，她希望有一天「當我們經過博愛路，看到不起眼的大樓，年輕人會知道，陳文成博士在那邊面對警總一整天的訊問，還是說出他對台灣民主的支持，然後再也沒有回家。」
政治受難者蔡寬裕。（攝影／朱乃瑩）
蔡寬裕生於 1933 年，曾兩度入獄，1957 年發生「劉自然事件」，蔡寬裕因被懷疑鼓動同學罷課，遭監禁 6 個月；1962 年，被牽連進小學同學李榮森的臺獨案，遭判刑 10 年，刑滿後又遭「留訓」3 年，期間被監禁在軍法處看守所、新店軍人監獄、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等不同不義遺址。蔡寬裕 1975 年出獄後曾開設鞋廠，收容其他政治受難者，並長年串連政治受難者，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並參與民主運動，是「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榮譽理事長，近年他大力促成《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立法，促轉會成立後也參與各項轉型正義工作。
由促轉會與「游觀創意」合作出版，彙整了 4 年來處理不義遺址問題經驗的專書《不義遺址：轉型正義的空間實踐》，編輯團隊在 4 月 22 日舉辦新書發表會。
執行本書策劃編輯、出版的白色恐怖地景研究者張維修強調，這是臺灣第一本有系統介紹「不義遺址」概念的專書，雖然這個議題有許多面向，但本書主要定位於「從促轉會的工作成果看不義遺址」，他並將促轉會的工作成果用「三個打開」來概括：打開檔案庫房、打開遺址大門、打開公眾視野。
「在那個年代，人要求得一個平安並不容易。」政治受難者蔡寬裕形容，他雖不是基督徒，但從綠島回來以後，與親友之間都以「平安」作為問候語。他強調，即使位高權重如孫立人、白崇禧等都不能免，更遑論被促轉會確認有「案卡」存在的兩萬多名受害者。
「不義遺址就是民主的『不在場證明』！」蔡寬裕指出，不義遺址就是眾多被害者經歷的場域，可以證明，當年沒有民主的存在，現在年輕人感覺民主、自由、人權似乎自然而然存在，但這是經過無數人努力爭取的。
蔡寬裕提到，威權解體後，舊勢力仍存在於臺灣社會，導致促轉會成立四年，「連一個（威權象徵）中正紀念堂要轉變，都沒有下落。」而不義遺址則是因多已成為私人財產，也面臨許多困難，例如曾經裁決多數受難者生死的「青島東路三號」，這一重要的歷史遺跡就已經蕩然無存。
「人在（空間）上面發生過的故事，常常因為都市開發被消滅。」張維修指出，文化資產、古蹟保存就是想要保留一些特殊的建築物，代表一個社會發生過的歷史，後來延伸出文化景觀、史蹟的概念，進一步變成未必要有建築物，而是將特定地景也視為具有歷史價值的文化資產。
但白色恐怖的史蹟，消失的速度、掩埋的深度都比其他地點更嚴重，「做史前考古還能找到遺骸、生活用品，但白恐遺跡常常是被徹底清理。」他解釋，不義遺址最重大的挑戰，就是如何面對「看不見的場域」。由於這段歷史相對「年輕」，資料留存也很有限，更需要仰賴政治受難者的記憶，帶著研究者一層層剝開歷史、發揮想像力，結合檔案資料、受難者的口述等多元訊息，才能拼出空間圖像。
白色恐怖地景研究者張維修（攝影／朱乃瑩）
前促轉會委員 Awi Mona 蔡志偉強調，不義遺址的揭露、調查並非一蹴可幾，因此除了將審定不義遺址的過程、審定資料、內容、項目等羅列出版，也設計一套具備可操作性、權責相符的調查與審定程序，也提出遇到的挑戰與未來政策建議，希望未來的政府部門或民間單位可以從中找到可參考的工作方法。
蔡志偉說明，在促轉會盤點出的 107 處（潛在）不義遺址清單中，共審定完成 42 處，也就是說，還有 65 處「潛在遺址」仍待承接機關（文化部）繼續處理。蔡志偉強調，已審定的不義遺址雖然以「公產」為主，但並非現為「私有財產」的不義遺址就不重要，如「青島東路三號」等已變遷或消失的空間，也沒有被促轉會排除在不義遺址的範疇外。
促轉會的三個「打開」：檔案庫房、遺址大門、公共視野
促轉會具備《促轉條例》 所賦予的權限，得以到一般人無法踏足的軍事營區與情治機關，現地勘查，並調閱航照影像、歷史地圖、地籍謄本書圖、向量地形圖等圖資，也採用「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歷史圖資、地籍、地形、建築、地政等數化資訊，進行歷時性追蹤與共時性比對。
張維修用三個「打開」，總結促轉會在不義遺址工作上的成果。
首先是檔案庫房。張維修回憶，2015 年他完成國家人權博物館委託的「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當時能掌握的機關檔案有限，就像是「蒙著眼睛做調查」，只能盡量努力逼近真實。但促轉會成立後，徵集到許多政治檔案，讓研究有了飛躍的機會。
其次，推開了「安康接待室」等遺址的沈重鐵門。他強調，過去研究者只能在外面觀看，但擁有法定權力的促轉會，協調相關機關打開了安康接待室，得以入內調查，進一步揭開安康接待室作為偵訊空間的建築特色。
最後，近年的人權推廣活動廣泛使用「不義遺址」的概念，使之漸漸從倡議成為專有名詞，打開了公眾視野，讓張維修眼中「過去看不見、不想看見的地點」被重新認識。
蔡志偉解釋，安康接待室是白色恐怖期間，保存相當完整的空間與建築物遺址，促轉會成立以後介入機關協調、緊急處置，協請調查局暫緩移交給國有財產署，並邀請空間、建築、歷史等不同專業的學者，與當年的政治案件當事人一起進入現場評估，後續才能完整呈現安康接待室在威權時期所扮演的角色。
張維修感嘆，完整保留的不義遺址不多，很多早就改建或變成私人產權。調查局「安康接待室」，與桃園徐厝「天牢」（桃園感訓所）是少數仍保存完整但尚未被列入文化資產，且正好分別屬於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兩種典型。
「安康接待室荒廢 30 年，就像是剛從冰箱拿出來的一塊肉，原汁原味。」安康接待室有限開放後，張維修為無數團體導覽過，最重量級的就是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監察院長陳菊的參訪團，身為政治犯的陳菊更是「故地重遊」，而安康接待室仍保留「毛骨悚然」的氛圍，這是張維修眼中，安康接待室與其他不義遺址的最大不同。
促轉會遞交總結報告儀式上，行政院長蘇貞昌（左）向 94 歲政治受難者張則周（右）致意（圖片來源：促轉會）
桃園徐厝「天牢」（桃園感訓所）則是私有產權的代表。
戰後第一任桃園縣長徐崇德的祖厝四合院，曾被國防部保密局佔用，用於秘密關押軍政要人或身份敏感者，例如新七軍軍長李鴻等多位孫立人部屬、中共地下黨組織部長張志忠、國大代表林紫貴、國防部軍法局長包啟黃。而徐家人就在另一半屋舍中，奇異地與特務及政治犯共同生活。
從總務檔案找出警總結構圖 證實受難者口述
張維修接受《沃草》專訪說明，促轉會之所以委託編撰本書，是希望將生硬的總結報告，轉譯成一般人能理解的文字，而他自己則想透過介紹促轉會的工作成果，為「不義遺址」這個概念留下系統性的著作，希望無論是對轉型正義有興趣的讀者，或是關心空間議題、文化資產甚至攝影，但對歷史陌生的讀者，都可以參考。
促轉會的資料獲取包括解讀檔案、比對口述資料、現場勘查、專家諮詢四種樣態。
以檔案而言，過去徵集政治檔案時，常聚焦於人物及案件，較不注重與現場空間有關的資訊。促轉會研究人員特意像檔案局調取警總的「總務科」檔案與建築藍圖，獲得警備總部的空間資訊。
張維修指出，根據警總的總務科檔案，警總保安處位於（臺北市）貴陽街與博愛路口的Ｌ型建築，分為一樓與地下室，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偵訊室，也曾有政治犯口述指出，「在一樓廁所遇到被打得半死的人，滿地是血。」而總務科檔案顯示，偵訊室旁確實有廁所，證實了受難者的口述。那棟建築也是陳文成博士死亡前，最後接受偵訊的地點，未來或許可以透過這些空間資訊，更接近陳文成事件的真相。
當我們經過博愛路，看到不起眼的大樓，年輕人會知道，陳文成博士在那邊面對警總一整天的訊問，還是說出他對臺灣民主的支持，然後再也沒有回家。
葉虹靈，前促轉會代理主委，《不義遺址：轉型正義的空間實踐》序文
不義遺址「大規模侵害人權發生地」 二二八南港大橋遭質疑「只死 8 人怎算大規模？」
檔案與口述之外，空照圖也是重要的資訊來源。促轉會在檔案中發現，空軍軍法處並未座落於空軍總部（今「空總」當代文化實驗場），而是位於數個街區外的臺北市圖書館總館，這也從當年的空照圖中得到證實，在改建成圖書館以前，就是一個有崗哨、圍牆的看守所。
卸任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攝影／朱乃瑩）
張維修表示，希望讓專業研究者能從促轉會的經驗與工作方法中，少走一些彎路。專書內容雖立基於促轉會的報告，但絕非促轉會的成果集。目前在國家人權博物館、地方文化局等已經推出過的出版品中，有介紹單一地點的手冊，也有從作者第一手感官經驗的「旅誌」類作品，當民眾透過其他管道，對這些空間產生興趣以後，就可以在專書中找到進一步的資訊，諸如不義遺址的定義、保存價值、與轉型正義的互動關係、變遷軌跡、以及在真實場景發生的壓迫流程。
受難者葉盛吉在 1950 年 5 月被捕到 11 月遭槍決之間，半年就經歷六處場所：先是拘禁在從鄉鎮級的屏東潮州警署，隔天轉移到較大的高雄警署錄口供；搭夜車到臺北後，上午到刑警總隊看守所（寧夏路）、下午到南路保密局（延平南路），訊問後轉移到保密局北所（伊寧街）拘禁，開庭前再送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青島東路）候審。
促轉會已審定公告的 42 處地點，均以列表收錄在《不義遺址》書中，逐一介紹這些中國國民黨侵害人權暴行的發生地、侵害型態等。空間之間也可能存在協力關係，一棟建築可能由許多單位共用，例如原本佔據整個街廓，現已改建為喜來登飯店等多棟建築的「青島東路三號」，前身就是由國防部軍法局、警總（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共用。
《促轉條例》對不義遺址並無明確定義，「威權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應予保存或重建，並規劃為歷史遺址」，或許是最接近的一條。但這樣的定義，可能造成湯德章故居等個別受難者受迫害的地點被排除，一些死傷人數不夠「大規模」的歷史現場，也有適用的疑義。
在促轉會第一批公告的二二八相關地點中，包括南港大橋，「有些人就質疑，只死了 8 個人，怎麼算大規模？」有些地方甚至只有一個人、一個孤立的案件，促轉會因此廓清「大規模」的定義，除了全國性、跨區域、死傷人數眾多之外，社會影響也是考量的重點，張維修強調，「對社會的衝擊不是因為死亡人數多寡而有差異，事件如果造成大的社會衝擊，也可以算是大規模。」
促轉會在困境下的不同選擇，也一一在書中呈現。
例如，落於促轉條例視野之外的記憶空間、受難者生活起居地、活動場所等，沒有被包含在促轉條例對不義遺址的定義內，促轉會雖肯認「更能凸顯國家不法與人民的抵抗」，卻認為不應強行納入法制框架，而是以「具轉型正義意義場所」的名義，由未來主管機關協助、鼓勵民間活化保存。至於私有產權的不義遺址，促轉會認為「不應將責任加諸私人」，認為在鄰近的人行道、公園等公共空間標示即可。
張維修：促轉會主事者忽視空間很可惜
「空間是很重要的資源，可以支援很多其他的工作，被忽視很可惜！」張維修觀察，促轉會主事者將機關反省、檔案取得列為第一要務，並不認為空間有什麼重要。他強調，空間固然不是最重要的向度，但可以支持檔案研究、真相調查，甚至創傷療癒——受難者的記憶在真實空間中獲得肯認，也可以達成記憶補償與創傷療癒，「這些美麗島的受難者為何那麼關心安康接待室？因為這是他們的記憶所在。」
不義遺址「安康接待室」的地下迴廊，曾讓當年被矇眼帶來的受難者以為是「地牢」（攝影／朱乃瑩）
另一個遺憾是，從「總務檔案」找到的情治機關空間資訊，成果並未呈現在促轉會於 2020 年發布的《陳文成案調查報告》，也未被推廣到別的不義遺址調查。張維修指出，當時促轉會面臨人事變動，原本帶領此項工作的委員楊翠轉任代理主委，而新聘委員對不義遺址工作相對陌生，便沒有延續這套工作方法。
至於對屬於私有產權的不義遺址處理機制缺位，張維修更是直言批評促轉會「太自我設限」：「如果連這都不能做，還要去要求情治單位做什麼反省或思考？」張維修揭露，促轉會曾補助桃園市文化局，對「天牢」進行研究，但研究完成後，由於涉及私人產權，桃園市政府不敢指定為文化資產，促轉會也不敢審定公告為不義遺址，對指定文化資產也持保留態度，「但促轉會又肯定它的價值，所以（在書裡）特別介紹它。」
尤其，促轉會引用了大法官釋字 813 號解釋，指出須考量將私人產權指定為不義遺址，是否「逾越其社會責任，形成特別犧牲」，因此目前審定完成的不義遺址中，並未包含私有產權。張維修批評促轉會不該以此為「擋箭牌」，釋字 813 號解釋的內容強調平衡，並非國家完全不能介入私有財產，反而是肯認行政機關應該去做（保存文化資產的）行政裁量，但為此產生的財產侵害與個人犧牲，國家要給出相應的補償。
「感謝局長開放安康接待室！」高中生參訪後自辦校園導覽 寫信「感謝」調查局
除了審定公告，促轉會也曾辦理不同類型推廣活動，摸索讓轉型正義議題與社區共融的路徑。
2019 年辦理的「書寫家園」計畫就是其一。宜蘭羅東紙廠在 1950 年代曾整廠捲入白色恐怖，6 人被判死刑，23 人被判 10 年以上重刑，其餘員工則是徒刑與感化教育不等。羅東紙廠雖在目前的框架下，不被視為「不義遺址」，但作為地方「白色記憶」的重要現場，卻因為長期的威權恐懼而不被談論，促轉會透過「把案件帶回地方」，鼓勵社區交流、指認這段記憶，談論折損在威權陰影下的親友，摸索轉型正義的不同路徑。
任教於臺中市明道中學的公民老師蔡明恆，則嘗試由下而上的實踐。
2019年開始實施、今（2022）年將迎來首屆高中畢業生的「108 課綱」中對轉型正義、公民權利著墨較多，蔡明恆希望學生對此有更多體會，主動與促轉會接洽，一同設計為學生舉辦的「小旅行」。學生在出發之前，經過詳盡的先備知識學習，並且分配好美宣、影片、展覽、導覽、宣傳、講座等不同任務，將踏查體驗與全校師生分享，學生也在「說故事」的過程中，進一步成長。
臺中市明道中學學生所製作的展覽手冊（攝影／朱乃瑩）
「感謝您開放安康接待室！」「親愛的呂局長，感謝您給我們這個深刻學習的機會，真心希望未來也能讓更多人看見臺灣過去的歷史！」學生甚至展開「寫信馬拉松」，接力致信「感謝」調查局長，讓普通的學習活動，轉化為與保守體制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