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還記得「四通橋勇士」嗎?去(2022)年 10 月,一名男子彭載舟(彭立發)在北京市中心「四通橋」上拉布條、用高音喇叭批評習近平是「獨裁國賊」,中國政府不但迅速逮捕彭男,也試圖抹除一切痕跡,包括拆除「四通橋」路牌,連網路地圖都查不到。儘管中國政府極力遮掩,但中國各地其實不斷發生抗議事件,美國倡議組織「自由之家」統計,從去(2022)年 6 月至今年 4 月,中國至少發生 1447 起抗議事件。長年研究中國社會運動的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説,習近平政權大量仰賴審查制度,採用數位科技鎮壓、監督社會運動,但「找不到新聞,不表示中國沒有任何抗議,只表示沒有新聞。」他指出,中國的政治異議比較少,但社會抗爭很多,主要原因是人民因「相對剝奪感」產生憤怒、委屈等情緒,因此類似「白紙運動」的事件,未來還是可能在中國發生。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美國政府於 1941 年成立的非營利組織,本(6)月6日舉辦「中國異議圓桌論壇:從爛尾抗議到白紙運動」,邀請海外中國異議人士及專家學者討論中國人權現況。
該組織每年發佈「全球自由度報告」,台灣今年獲得 94 高分,在亞洲僅次於日本(96);中國則僅有 9 分。有鑒於中國人權的惡劣現況,自由之家於去(2022)年 6 月成立「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 CDM)」以統計、分析中國抗爭案件,截至今(2023)年 4 月共收錄 1447 起發生在中國的抗爭事件。
根據它們的統計,抗議最多的省份依序是河南、廣東、山東、陝西、河北(多位於中國內陸);最常見原因是與住房(爛尾樓爭議)、土地權利、勞資爭議有關,大多指向土地開發商,但有時也會批評官員腐敗。少數民族與宗教部分,CDM 共記錄到 17 起蒙藏相關案件、20 起包含基督徒、法輪功、穆斯林的案件,維吾爾相關案件則尚未編碼。
「雖然黨國體制千方百計阻撓,但中國公民仍然做了很多分散式的運動。」異言網計畫經理史凱文(Kaven Slaten)指出,去(2022)年 11 月發生在中國各地,迫使中共迅速結束「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浪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經過系統性分析,發現與「反封城」相關的抗議在此前幾個月已陸續發生,大部分是與當地警察、居委會衝突。
CDM 計畫發現,中國的示威只有 10% 出現政治訴求,大部分都與日常生活、個人切身利益相關,即便在去年 11 月「白紙運動」高峰期間,也只有 15% 的案件有出現具政治象徵的「白紙」。
除了嚴重影響城市居民生計的「清零」封控政策外,「爛尾樓」則是另一傷害中國中產階層利益的抗爭「熱點」,佔了 CDM 紀錄案件的 1/4。
過去 20 年來,房地產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不僅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地方政府也仰賴賣地給建商作為主要的收入來源。然而,中國房企透過鉅額貸款、預售房屋、販售理財商品、拖欠下游帳款等方式維持資金的擴張方式,在 2021 年的「三條紅線」新規下被打斷。
包括超大型「恒大集團」在內,多家房企因資金鏈斷裂而「暴雷」,影響所及,營建產業鏈大量倒閉、各地大量在建房屋因資金不足而成為「爛尾樓」、地方政府收入驟降而對公務員減薪。從 2022 年中開始,許多地方傳出購屋者拒絕再為遙遙無期的「爛尾樓」付房貸。
「民眾實在氣不過!」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找不到新聞不代表沒有抗議
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長年研究中國社會運動,他指出,中國社會運動的最高峰是在 2014 年至 2016 年,但尖峰時刻已過,尤其因中國訊息控制在近年變得更加嚴格、封閉,他從 2019 年起就不再搜集相關的新聞資訊。陳志柔感嘆,習近平政權大量仰賴審查制度、採用數位科技鎮壓、監督社會運動,「找不到新聞……不表示中國沒有任何抗議,只表示沒有這些新聞。」
陳志柔指出,都會地區的抗爭活動越來越多,主要跟爛尾樓與徵收問題有關。他指出,儘管當前因房地產開發速度趨緩,抗議活動也跟著下降,但由於中國社會缺乏中間機構(議會與公民社會),一旦出現示威抗議,政府跟人民就會直接衝突,「沒有中間機構對政府絕不是好事,因為政府必須採取明快手段處理(抗爭)。」
陳志柔表示,都市中下階層在中國經濟下行與嚴格的封控措施中,承受最大壓力,也是「白紙運動」的主要參與者。他指出,中國的政治異議比較少,但社會抗爭很多,主要原因是人民因「相對剝奪感」產生憤怒、委屈等情緒,「從這個(相對剝奪)角度,中國是一個很落後的原始社會,民眾實在氣不過,不想再遵守政府制定的遊戲規則!」因此類似白紙運動的事件,未來還是可能在中國發生。
中國經濟下行讓勞工運動減少?康乃爾大學教授:製造業已衰退到「保住工作就不錯」
康乃爾大學全球勞工和工作學系主任傅青山(Eli Friedman)分析中國勞工運動在「中等收入陷阱」」與產業變遷下的變化。2000 年後由於台商(製造業)外移,許多地方出現大規模勞資衝突,相較之下,現在的製造業勞工不像過去經濟好時,可以提出較多訴求,衰退到「可以保住工作就不錯。」
此外,中國經濟結構重心由沿海製造業轉向以內陸地區服務業為主,目前河南、四川等地出現較多勞工抗爭,主要都跟教育、餐飲、平台經濟等服務業有關。
傅青山觀察,中國大部分的抗議非常分散,政府也盡力避免抗議跨地區或跨種族發生,例如 2010 年左右,「反家暴」之類的女權訴求在中國各地崛起,「看起來不是很政治化,但政府也會壓制,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各地的人民開始建立連結。」另一個例子是,2018 年北京、西安等地大學生聲援深圳「佳士科技」的勞工運動,被警方暴力帶走。
他分析,中國唯一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由共產黨領導,企業人資部門也受到監管,「勞工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工會。」他指出,中國沒有代議機構、公民團體與工會,沒人可以代替民眾發聲,問題常是「不吵不解決、小吵小解決、大吵大解決」。而民眾會出來示威,通常已經面臨「生死存亡」,例如去(2022)年 10 月「動態清零」期間,鄭州富士康工廠大量工人逃亡、示威,「想像一下,假如染疫還被關在工廠、沒吃沒喝,被關幾個月又算什麼?」
他表示,中國政府通常會處罰帶頭示威者,但不是每個參與者都會被判刑,刑期也通常不會太重。「因為民眾的憤怒必須正視。」
傅青山總結,「即便在中國的嚴厲鎮壓下,抗議仍不時發生,因為問題不在一個企業或貪腐官員,而是整個政治、社會制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