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從 2018 年成立，期間經歷前副主委張天欽「東廠」風波，亦完成許多轉型正義的基礎工程，將於今（2022）年 5 月底解散。上（4）月底，促轉會舉辦業務成果發表會，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指出，現任的蔡英文政府真正讓轉型正義進入「落實期」。他也揭露促轉會訪談威權時期情治人員部分內容，一位外省老兵被控「為匪宣傳」在獄中自殺，起訴他的軍事檢察官卻冷血說「起訴完了我們就不管」、「當年就是這樣，你也不能說戒嚴不對。」葉虹靈強調，威權體系讓所有人都把責任往外推，沒人認為自己該負責，但現在的軍警、情治更應該把不義歷史當成自身的教育訓練教材，才能重新在民主社會扎根，因此將提修法擴大轉型正義教育，不只學校教育，軍警、情治系統也要自我反省。
左起：促轉會前主委楊翠、代理主委葉虹靈、政治受難者呂昱、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家屬杜銘哲（攝影／朱乃瑩）
「軍法官說檢察官送案我們只好辦、檢察官說情治機關送案我們只好起訴；情治機關說都是國安局指示、國安局說我們不是辦案機關，只是統合資訊。」葉虹靈分析，威權體系之所以能運作四十年不墜，讓這些平凡的人都自發維持這樣的系統，根本原因在於「所有人都把責任往外推。」
葉虹靈提到，現在的軍警、情治系統更應該把不義歷史、不法作為當成自身的訓練教材，從自由民主憲政的標準重新檢視政府作為，「這是為了定錨一個價值，不是（一切推給）時代背景。」因此，《促轉條例》修正案中將納入轉型正義教育。他強調，轉型正義對所有政府機關都很陌生，但唯有機關真誠反省，才能重新在民主社會扎根，擺脫威權時期留下的負面印象。
促轉會將解散 受難者呂昱「這不是畢業典禮」：燈可以熄、光不可滅
19 歲便入獄 15 年的政治受難者呂昱表示，過去對二二八、白色恐怖問題，偏重以受難者的悲情，喚起社會的同情與重視，但也相對沈淪了抗爭者的意識，「常常遇到人家說我們很可憐，為何不說我們很勇敢呢？」他強調，抗爭是台灣人血液裡重要的基因，無論未來政權如何轉換，台灣人民都要捍衛民主價值。對於促轉會將解散，他說，這不是畢業典禮，「燈可以熄，光不可滅」，勉勵大家仍要繼續向前。
「我台語說得很好，聽不出來我是原住民。」鄒族受難者杜孝生之子杜銘哲則說，高一生、杜孝生案發生後，整個家族被迫離開阿里山，消失 70 年，「他是臺北帝大畢業（的菁英），但現在50歲的鄒族人卻完全沒聽過。」直到兩年前促轉會予以平反，「杜孝生這個名字重新回到鄒族的世界，不至於永遠消失」，是他最欣慰的事。
杜銘哲嘆道，這 3、40 年來發生 RCA、華隆案等重大社會案件，政府都沒有做好，何況 70 年前的政治案件？回顧自己 62 歲的生命，的確看到台灣進步，杜銘哲希望不同陣營在民主運作下，能尊重不同意見。杜銘哲並多次提到原住民族自治與文化認同，「現在中華民國已經生米煮成熟飯，是一個家庭，原住民族不必急著跳進統獨議題，先回歸自己的位置，去想我們跟國家的關係，共同討論未來怎麼走。」
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家屬杜銘哲（攝影／朱乃瑩）
情治官員稱「潛匪」像病菌潛伏在身體 葉虹靈：對人民無限延長「對敵鬥爭」心態
「跟加害者有關的議題，首次進入國家法制。」葉虹靈強調，轉型正義工程在民主化 30 年後，才由國家來做，以歷任總統而言，李登輝時期以補償受害者為主，陳水扁、馬英九時期包括搶救綠島、景美等白恐黑牢，清查政治檔案，以保存記憶為主。而現任的蔡英文以轉型正義為關鍵政見並完全執政，系統性立法推動轉型正義，先後通過《黨產條例》、《人權館組織法》、《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條例》等四大法案，讓轉型正義進入「落實期」。
促轉會於 2020 年二二八紀念日前夕發布「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並邀請學者利用資料庫進行量化研究，發現蔣介石大量介入軍法審判。在其核覆的 3469 筆判決中，有 970 人為死刑，超過八成受審者刑度被加重。葉虹靈強調，促轉會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對資料進行編碼，逐筆爬梳檔案中的手寫毛筆字，才有機會透過資料庫，刷新社會對威權體制的認識。根據促轉會推估，威權時期受害者人數在 22,028 人左右，都會在總結報告的附錄中一一呈現資料，讓受害者不會被遺忘。
政治受難者、作家陳列
他們（加害者）也有親人、家庭和朋友嗎？他們的生命，曾有比我們這種被他們起訴和判決的人光彩、正直、夠格當一個人嗎？
「受害者不斷凋零，其實壓迫體制參與者也是！」葉虹靈指出，促轉會除了從政治檔案中找出加害者，也邀請個別壓迫體制參與者現身接受訪談，包括 12 位軍法官、6 位警總官員、6 位調查局官員與調查員、3 位校園安全人員。然而早期位高權重的軍政首長早已凋零，葉虹靈也坦言，這些受訪者多是戒嚴體制中後期與「體制末梢」的參與者。
我在保安處服務，不是主官職務，對業務處理無決定權。所以業務都是呈上轉下，聽上級長官命令。台灣警備總部保安處是依國防法規成立的單位，處理業務時必須由軍法處軍事檢察官指導辦理。
警備總部保安處前副處長
葉虹靈歸納出「服從上級」、「時代背景」、「依法行政」、「糊口飯吃」等加害者的卸責說法，「他是保安處副處長，已經是高階官員，但還是說自己都是呈上轉下，聽上級長官命令。」
一位前保安處副處長以手寫信婉拒促轉會訪談（攝影／朱乃瑩）
葉虹靈將情治機關的心態稱為「無限延長的對敵鬥爭」。一個案例是，在美麗島事件前後，社會相對自由化的時期，有許多政治案件是「老外省人」因為早年在「中國大陸」參加讀書會，依照大法官釋字第 68 號解釋，將沒有自首視為「連續參加中」，讓「一個當了三、四十年的公務員，唯一的證據就是他的同鄉指認說以前當過抗議代表。」
站在國家的立場，你潛伏在裡面，如果時效到了你就沒事，那大家都潛伏好了！哪一天整個就推翻……不能因為你堅持法律上某一說的法律見解，而斷送國家的這個命脈……像一個病菌潛伏在身體，一直抓不到這個病菌，哪一天發作起來，人就死了。
前軍法官
「他把國共抗戰的氛圍延伸到 1980 年代，還拿來解釋。」調查局在大專院校、民間社團佈建線民以監控異議者，連最無聊的日常瑣事也加以記錄，情治人員也有自己的解釋。
大陸淪陷有很多原因，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學運、工運、農運……那政府當時就是怕學運再次在台灣起來，那事後也證明像野百合這些，也發生很多次。那像這樣氛圍底下，就由各情治單位對各大專院校展開工作，那目的就是不要影響到校園安定。
調查局官員
調查局為搶功花十億佈建線民 內部也傻眼：把錢都丟到水裡
但中晚期的威權體制並非滴水不漏，許多體系內的參與者，事後也表現出茫然與無奈。
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攝影／朱乃瑩）
葉虹靈指出，威權政權將「中國大陸」時期的各級情報機關都移到台灣，不同機關為了維持自身價值，也會彼此爭功。例如只將不重要的案件呈報到各式「會報」中共享，重要的大案子就留著自己辦。而調查局長阮成章為了與警總、國安局競爭，花費十億以上經費在每個村里都佈建線民，連內部都高喊「我的天哪！」認為是把錢「砸到水裡」。
阮（成章）先生是中將過來的，他是雄才大略。他每一個里、每一個村都有完成布建，那我的天啊，全國有多少個里？多少個村？那太難了！所以阮先生推的時候，我們跟著走，等阮先生榮調了，內部不知道開了多少次會，都感覺到我的天啊，把錢都砸到這裡去，等於丟到水裡看不出。
前調查局官員
我覺得這個會議和內容好像沒什麼參考性，沒有騙你，這都是小題大作的鬼打架。要查案要立功，是要自己辦的，能在這裡（會報）提的都是無關痛癢的，就是做一個團結的假象。
前警總官員
受害者獄中自殺，檢察官稱「不能說戒嚴不對」 葉虹靈：加強轉型正義教育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不認為個人應承擔加害責任，而該是政府、法律、體制、國家負責。
你們要賠他（受難者）錢就賠他錢吧！我沒意見。你讓我現在的我否定過去的我，這個做不到啊！原來就是依法行政，不可能說我認為以前辦錯了，那當時的法律規定是這樣啊！
前情治人員
「當年就是這樣，你也不能說當時的戒嚴不對啊！」一位前軍事檢察官被問及，被他起訴的外省老兵於獄中上吊身亡，並留下「申冤！申冤！申冤！」的遺書時，強調自己並不知情，「起訴完了我們就不會再去管。」
擔任什麼職務就做什麼事，人生就是戲，演不完的戲，你當什麼角色就演什麼戲。警察局移送來一定有證據，沒有證據就不會起訴，也不會判刑。這時代悲劇，當年就是這樣，你也不能說當時的戒嚴不對。
前軍事檢察官
葉虹靈強調，情治機關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長期是以「對敵鬥爭」的心態面對人民，無法展現出足夠的同理心，許多受訪者並未接納轉型正義的概念，也常在訪談中痛罵「年金改革」，視為世代不公的象徵。
促轉會在曾為不義遺址「軍法處看守所」的喜來登飯店舉行任務成果發表會（攝影／朱乃瑩）
「軍法官說檢察官送案我們只好辦、檢察官說情治機關送案我們只好起訴；情治機關說都是國安局指示、國安局說我們不是辦案機關，只是統合資訊。」葉虹靈分析，威權體系之所以能運作四十年不墜，讓這些平凡的人都自發維持這樣的系統，根本原因在於「所有人都把責任往外推。」
葉虹靈提到，現在的軍警、情治系統更應該把不義歷史、不法作為當成自身的訓練教材，從自由民主憲政的標準重新檢視政府作為，「這是為了定錨一個價值，不是（一切推給）時代背景。」因此，《促轉條例》修正案中將納入轉型正義教育。他強調，轉型正義對所有政府機關都很陌生，但唯有機關真誠反省，才能重新在民主社會扎根，擺脫威權時期留下的負面印象。
葉虹靈也期許民間社會能持續監督政府、傳播真相，把反省傳給一代又一代，「讓這段黑暗歷史成為台灣社會鞏固民主最重要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