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假訊息無法管？傳播學者齊籲立法：讓社群平台負起法律責任

【沃草】記者廖昱涵報導

「造謠出張嘴、闢謠跑斷腿」 從日常生活到政治攻防上，尤其近來的國會改革修法歷程，都讓人深刻有感。針對網路平台目前無法可管的現狀，台大新聞所長洪貞玲認為，立法不該只處罰造假，如果對源頭的數位平台完全沒有任何約束，整個社會只能疲於奔命去追逐最末端的假訊息問題，平台和媒體不只要自律，法律也要進入這個生態圈。華視總經理暨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1也認為，面對假訊息猖獗，並非單一業者可以扭轉，政府應該要求數位平台負起責任。

「無法可管」網路成假訊息溫床

台大新聞所舉辦「總統大選期間的假訊息攻擊與台灣社會因應之道報告」論壇，發表 2024 總統大選後採訪公共及商業媒體如何面對 AI 假訊息的成果。

根據研究發現，其實主流商業媒體在競爭壓力下，對於假訊息的報導會陷入兩難，但台灣這幾年在公民團體、主管機關各方監督下，其實表現得沒有想像中差，常常是假訊息的受害者而非傳播者。但要是擴及至目前無法可管的網路平台，對於各式假訊息的抗拒能力就越來越弱。

華視總經理暨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就指出，商業電視不管政治立場，對於社會上廣傳的假訊息有不得不報的壓力。但實際監看下，因為《廣電三法》約束、新聞工作的專業判斷、新聞產製流程的過濾，其實假訊息數量沒有想像中糟。

尤其 TVBS 網站版新聞使用「指傳媒」假民調案，便是明顯的對照。劉昌德指出，因為 TVBS 本身就有具有權威的民調中心，經電視台內部判斷，認為指傳媒民調顯然違背常識，因此新聞被過濾掉，但卻被網路版的記者直接發佈出去。

面對假訊息猖獗，到底誰該負責？劉昌德認為，數位環境的問題並非單一業者可以扭轉的，如果不要重蹈過去有線電視系統獨大、壟斷後造成新聞台過度競爭的惡果，政府應該要求數位平台負起責任。

台大新聞所所長洪貞玲也認為，立法不該只對處罰造假，其實多數假訊息都是從數位平台來的，如果對數位平台完全沒有任何約束要求，大家只能疲於奔命去追逐最末端的假訊息問題。各種查核團體做到死，也只處理的冰山一角。應思考歐盟《數位服務法》，平台和媒體不只要自律，法律也要進入生態圈中。

用 1950 年代《社維法》處理假訊息，不如照抄歐盟《數位服務法》

台灣針對謠言和不實訊息，其實也有法律管制。但南台科大財經法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羅承宗，在「打假、打詐與社會安全論壇」直言，台灣的謠言條款，破碎分散在各別特定的領域，而且效果多樣性，有的是刑法、有的行政法。一般要處理，就是用 1950 年代設計出來的《社會秩序維護法》63 條2，必須送到法院交由法官裁罰，而不是由行政機關裁罰，成本非常高。

先前有新加坡網紅鄭咏儀案，她自導自演被砸雞蛋，藉此批評台灣治安很差，最終以《社維法》63 條判罰鍰 3 萬塊。但羅承宗指出，在等待送法官裁罰的過程中，嫌犯人早就已經跑回新加坡，尤其光是那一支影片的流量、抖內收益，也早就超過被罰的金額。

羅承宗認為，解方其實非常簡單，就是直接照抄「歐規」。他說，全世界遇都遇到網路假訊息的問題，而歐洲已經把整個把《數位服務法》制度建構得很漂亮，不管要抄歐盟、德國、法國或英國都隨便，就是找一個國家認真抄就好，「在台灣最糟糕的是畫蛇添足、不要做從來沒看過的事情！」

照抄《數位服務法》還有什麼好處？羅承宗說，目前很多跨國平台，除了中國製之外，大部分都是來自美國。所以美國對於數位平台規管比較寬鬆；但歐洲是被輸入國，所以對於網路平台態度就比較強硬。

羅承宗認為，台灣的處境其實比較接近歐洲，所以就好好把歐洲的東西拿進來以後，變成我國的法治就好。這樣以後跟美國人對談的時候也不會突兀，同樣是在歐洲遇到，只是在台灣又遇到一次而已，不用多做解釋。

洪貞玲指出，網路世界所發生的問題，其實需要回到現實世界做各種聯防。重要的是，必須改變對傳統「言論自由」的定義，過去因為國家跟人民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所以國家不能夠用法治去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但是，現在網路上的假訊息或詐騙，背後往往來自境外勢力或跨國企業，這些力量都遠勝一個小國家的政府。洪貞玲認為，小國的政府應該站在新的資訊生態中，積極協助人民確保資訊生態系統的安全，以及人民的不管是財產或者是腦袋裡面的民主自由這些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