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法研所副研究員蘇彥圖日前出席「美麗島 40 週年」研討會，從法學研究的角度，對美麗島事件的影響進行演講。（攝影／蕭長展）
40 年前發生的「美麗島事件」衝撞黨國體制，打開了臺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社會的想像。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蘇彥圖日前出席「美麗島 40 週年」研討會指出，臺灣雖然還沒有一部成文的新憲法，但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的爆發，促使臺灣社會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過程中，共同寫下一部不成文的新憲法，就是現在臺灣社會所共享的「自由民主」價值。建立在自由民主的新憲政秩序下，臺灣人未來能不能有一部屬於自己的新憲法？蘇彥圖認為，關鍵在臺灣社會能不能對未來達成新共識。
臺灣社會「自由民主」價值，已成未成文《臺灣憲法》
今年適逢美麗島事件 40 週年，國家人權博物館於本月 5 日在台北市舉辦「美麗島40周年暨東亞民主化比較國際研討會」。蘇彥圖受邀於會議中從法學研究的角度，對美麗島事件的影響進行演講。
從憲政研究的角度切入，蘇彥圖指出，法律學者會以大小寫的 C，來區分被每個國家奉為圭臬的成文《憲法》（Constitution），以及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並會影響政府和法律運作的不成文「憲法」（constitution）價值。法律學者會採取這個分類方法，主要是因為無論民主、非民主國家都有一部成文《憲法》，但這部被歸類於大寫 C 的法典，內容裡的法律文字，跟國家實質運作上遵循的遊戲規則，往往很不相同，所以研究者通常更重視實際上成為凝聚一個社群的政治象徵、並構成這個社群基本運作原理的不成文小寫 c 「憲法」。
以臺灣的情況來看，蘇彥圖表示，臺灣現在有一部大寫 C 的《中華民國憲法》，但也有一部還沒成文的小寫 c 《臺灣憲法》。他強調，做出這個區分的用意在指出，目前以臺灣為主體的成文新憲法雖然還沒誕生，但臺灣從 1987 年解嚴到現在一路走來的民主轉型過程中，其實已經產生了一套有別於《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政秩序，構成不成文的《臺灣憲法》。
蘇彥圖認為，構成這套不成文《臺灣憲法》核心的理念，也是所以能和《中華民國憲法》有所區別的地方，就是以自由、民主為最主要價值，並且成為國家、社會運作規則的無形憲政秩序。這套「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已經是臺灣社會共享的基本價值，甚至能讓原本成文憲法裡不符合當前社會事實、社會共識的規則遭到排斥、淘汰，可以說是在實際意義高於《中華民國憲法》的「超級憲法」。
蘇彥圖指出，這套不成文「超級憲法」超越《中華民國憲法》實質意義的事實，反映在成文的《中華民國憲法》存在很多「殭屍條文」，雖然寫在憲法裡面，但都已經失去實質效力，原因是這些過去訂下的條文，跟現在實際上運行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相抵觸。
譬如《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但現在多數人聽到條文裡的《三民主義》，最直接的反應可能是笑出來，因為社會目前的普遍認知是這個國家不需要「基於《三民主義》」才能運作，事實上還有更能讓大家認同、更願意遵從的自由民主秩序。
「美麗島」嘗試突破威權打開改革路，帶出臺灣新憲政秩序契機
臺灣具有一部在許多意義上已經失去效力的《中華民國憲法》，還有實質上具有效力、構成不成文《臺灣憲法》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會產生這種憲政落差，蘇彥圖認為和「美麗島事件」有密切關係。
蘇彥圖指出，1979 年創辦《美麗島》雜誌的人士、美麗島事件的參與者，常被視為「一個沒有名字的政黨」。因為這群人試圖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下，運用這個政權寫在《中華民國憲法》裡面、所謂「保障」人民擁有的自由及權利，包括投票能決定的範圍還不涵蓋重要首長、受限制的選舉，以那時既有的遊戲規則，而不是武裝革命的方式，設法對國家及社會進行改革。這也是為何現在會說，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展開大逮捕、大審判是一場迫害，因為這群人不是真的要叛亂，他們只是想在體制內做出改變。
蘇彥圖指出，臺灣從國民黨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的歷程，並不像很多國家是爆發革命、造成體制的大改變，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逐漸達成民主轉型。如果是發生革命，現在臺灣可能就已經擁有一部成文的新憲法。但正因為發生在臺灣的是和平演化的過程，這也讓過去服務於威權政府和投入反對運動兩方的菁英、群眾，在政治演進的過程裡持續互動，創造現在看到的結果，其中包括臺灣還沒有一部新憲法、但產生了新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蘇彥圖認為，如果參與《美麗島》雜誌和事件的人是「沒有名字的政黨」，臺灣社會現在共享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就是一部沒有成文的新憲法。而如果真的要為這部憲法起名，以臺灣民主發展的過程來看，甚至可以直接稱為《美麗島憲法》。
臺灣是否有機會制定新憲法？蘇彥圖：需要社會達成新共識
在臺灣社會建立主體性的過程中，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創立臺灣新憲法，是持續受到討論的議題。面對著這樣的思辨，蘇彥圖拋出問題表示，如果臺灣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新的憲政秩序，那是否還需要一部成文的新憲法？
蘇彥圖指出，憲法第一個主要功能，在於定下這個政府遵循的制度和運作的架構，譬如哪些職位需要透過選舉產生。以《中華民國憲法》和實際運行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有落差來看，的確可能導致部分問題發生，但目前還沒到不大幅改革就完全無法運作的狀況，「體制上有些問題無法解決，不過日子還是能繼續過下去」。
憲法第二項重要功能，是對於人權的保障。蘇彥圖表示，在目前的憲政秩序下，臺灣社會已經做了不少努力，包括簽訂被稱為《兩公約》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依據公約內容訂定成國內法令、完成「國內法化」。由此來看，即使《中華民國憲法》裡許多關於人權的條款，都是 70 多年前訂定的，以現在的標準而言都很落伍，但臺灣在人權保障上，還是達到一定的成就，訂定成文新憲法，似乎也沒有絕對必要。
憲法第三項重要功能，是作為這個政體、構成這個國家的社群，政治認同的象徵，並以此發展出「我是誰」的觀念。蘇彥圖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有沒有成文的新憲法，就真的帶出很大的差異。如果臺灣現在有一部成文的新憲法，身為國民的我們就能很明確地告訴世界上其他人，我們的國家就是「臺灣」，並擺脫過去殘留、糾葛不清的國家定位。蘇彥圖強調，這是臺灣擁有一部成文新憲法的最大用處，但在內、外條件的限制下，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
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社會能不能達成「新共識」。蘇彥圖指出，臺灣現在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可以定位成社會集體認可的「憲政暫時協議」。或許有很多人對現狀並不滿意，但至少都能暫時接受、有一個暫時的共識。臺灣社會無法達成新共識，讓這個「暫時」狀態一直得到延續，也因此到現在還無法有一部成文的新憲法。臺灣要如何從「美麗島」開始寫下的不成文新憲法篇章，走向把這套「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現為成文新憲法的下個階段？蘇彥圖強調，「這就必須要問，怎麼樣才能讓新的歷史共識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