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網路巨頭「下架」川普引發爭議　社群媒體「言論審查」黑歷史一籮筐

【沃草記者賴昀特稿】上週，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者闖入美國國會山莊，一度打斷美國大選認證程序，引發熱議。過程中，多位美國政要呼籲川普制止支持者的行為，川普也在 Twitter 上呼籲支持者「該回家了」但同時仍宣稱美國總統大選是「不公平的選舉」。國會騷亂平息後，Twitter、Facebook 等社群媒體紛紛停權川普的帳號，隨後川普轉進新興社群平台 Parler，但 Amazon 即以 Parler 存在許多煽動對立和暴力傾向的內容為由，宣布終止提供 Parler 網路存取服務，形同將 Parler 從網路世界下架，一連串事件引發全球對於社群媒體公司「言論審查」權力過大的疑慮與爭議。

網路巨頭已經積累了太多、太大的權力

本月 6 日，美國國會大廈發生數百名川普支持者佔領事件，其後 Twitter 表示，由於有進一步煽動暴力行為的風險，將永久停用川普擁有約 8800 萬個追蹤者的帳號，並接連停用了 7 萬個發送極右派陰謀論團體「匿名者Q」（QAnon）內容的帳號。

隨後川普宣布使用新興社群平台 Parler，但 Amazon 即以 Parler 存在許多煽動對立和暴力傾向的內容為由，宣布終止提供 Parler 網路存取服務，使 Parler 在網路上消失，Google Store、Apple Store 也將 Parler 下架。BBC 報導指出，Parler 或許能找到新的網路存取服務，但是失去 Amazon 這個全球最大的網頁存取服務，意味著其他提供商也可能跟進拒絶為其提供服務。Parler 並不是在網路被「下架」的首例，過去也曾經發生過白人至上主義網站和擁槍團體網站被下架的前例。

事實上，Facebook 等網路公司是否權力過大，早已是各界爭論不止的議題。去年，Facebook、Apple、Google、Amazon 等網路巨頭因被質疑有壟斷市場行為，而被要求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12 月，多個州份更對網路巨頭提出反壟斷訴訟，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國會議員認為這些網路巨頭公司已經積累了太多、太大的權力。

Facebook 等網路巨頭公司將川普噤聲、Parler 下架的舉動，則再次加重全球對於網路公司權力過大的疑慮，《華爾街日報》亦評論，網路巨頭近期的種種舉動，激化了相關爭論。究竟，社群媒體對於其平台上的內容，是否干涉過多，或是監管力道不足？

近年，社群媒體被要求負起監管假資訊的責任

過去幾年，假訊息成為讓全球政府著急的問題，各大社群平台成為假訊息流竄的溫床，各國官員、專家學者紛紛要求 Facebook 等公司採取反制行動，而當時 Facebook 也祭出停權假帳號、與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合作、標註不實訊息等方案。不少國家更制定法律，力求遏止假訊息的傳播，例如的德國訂立《網路執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Act, NetzDG），以高達 5000 萬歐元（約 17 億台幣）的罰額要求境內的社群平台業者必須在 24 小時內將公然違法的訊息下；英國數位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CMS）及英國內政部也提出《線上傷害白皮書》，建議成立專責的主管機關，監督社群平台移除「具傷害性」的內容，包括恐怖主義、兒童色情、仇恨犯罪、霸凌、假新聞等。

過去，川普經常在 Twitter 上發表意見、公布政策，激發 Twitter 上大量的政治議論和參與，但同時川普的推文屢屢爆發爭議，也讓 Twitter 管理層為之頭疼。投顧公司 Cascend Securities 的首席策略師 Eric Ross 向《華爾街日報》指出，社群平台業者似乎已經傾向限制人們政治言論，而廣告商似乎也在追隨這樣的方向。

在美國，社群媒體平台受到 1996 年立法的《通信規範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CDA）第 230 條的保障，該法條允許平台業者及使用者對其他使用者發布的內容不需負完全的責任，並讓平台業者得以自行規範平台上的內容，對於任何過度暴力、騷擾或其他令人反感的內容，能夠保留一定程度的裁量權。川普及部分共和黨國會議員對此法條不滿，認為社媒平台利用第 230 條給予的便利，有選擇性的針對保守派用戶進行言論審查，因而主張廢除該法條；民主黨人則亦認為該法條使社群平台輕易避開對假資訊和其他形式的有害內容（例如極端主義）進行監管的責任，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更在今年 1 月表示贊成廢除《通信規範法》第 230 條。

現在，社群媒體平台「封殺」川普的行為，使得社群媒體對於平台上使用者言論的監管權力爭議，再度被推到風口浪尖。德國總理梅克爾已表示，社群平台的做法是「有問題的」，對平台上言論的監理應要符合立法機關界定的管制範圍，而非由社群媒體公司的管理階層來決定。

歐盟執委會委員 Thierry Breton 也說，社群媒體高層能夠「下架」美國總統，卻沒有經過任何查核及平衡措施，「令人費解」。英國衛生大臣 Matt Hancock 同樣指出，社群媒體此舉等於自行決定「誰可以出聲音，誰不能出聲音」。

俄羅斯反對派政客 Alexei Navalny 也表示，Twitter 關閉川普帳號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審查行為」，雖然 Twitter 是一家民營公司，但在俄羅斯和中國，許多民營公司都成為政府的打手。法國經濟財政部長 Bruno Le Maire 持同樣意見，他表示，「要規範網路巨頭，不能讓網路巨頭自己來做。」

回顧近十年社群媒體興起，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曾經有許多人認為這些網路平台能夠成為公民對抗極權政府的有力工具、能夠透過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發聲而促成民主化，2010 年北非的阿拉伯之春1、2014 年臺灣的太陽花學運，都仰賴網路串聯。但 2016 年英國的脫歐公投以及同年的美國大選，後來都被發現遭到外國政府利用社群平台，以資訊戰操弄的痕跡。

其後，許多人開始呼籲社群平台給出因應措施，但各大社群平台往往以本身的社群守則作為規範使用者貼文的標準，也因此經常引發爭議。像是 2016 年 Facebook 以「裸露」為由，刪除了曾獲普立茲獎的著名越戰女童照片，Facebook 因此受到公開譴責。2020 年，YouTube 被發現將提到「共匪」（communist bandit）、「五毛黨」（50-cent party）的中文留言刪除，還有把以「武漢肺炎」來稱呼 COVID-19 的影片加上黃標，同樣引起熱議與擔憂。

誰有這種權力，決定誰不該被聽見、被看見？

在面對廢除美國《通信規範法》第 230 條的呼籲聲浪時，Facebook 等社群巨擘提出「言論自由」來反對，表示若沒有了第 230 條的保護，社群平台只能對使用者的貼文採取更嚴格的審查，以避免為此背負法律責任。但是如今我們看到，社群媒體公司本身的權力，竟已大到能夠將某個人完全噤聲，就如哈佛大學肖恩斯坦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主任 Joan Donovan 告訴《華爾街日報》，「一旦某人被從主流社群網路移除，他就會變得非常邊緣化」。

曾經人們期望社群媒體平台讓每一個人平等發聲，但現在似乎已經事與願違，網路公司的演算法能夠輕易將資訊淹沒，而當一個人、一種聲音，從社群媒體上消失時，或許我們該問的是，誰有這種權力，決定誰不該被聽見、被看見？

在資訊混亂、真假難辨的時候，我們希望社群媒體能夠因應反制，但是監管訊息內容的標準是什麼？手段要到什麼程度？社群媒體往往以「社群守則」和「當地法律」來做解答，但似乎解釋的空間與權利都仍保留在網路巨頭手上。言論自由當然有其界線，但是誰才有權解釋、誰才有權決定？相信答案不會是網路公司，也不會是政府或個人。

這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大哉問，但社群平台必須意識到，審查制度並不會讓某種言論消失，過度的壓制只會讓被壓制者更加激化，而公眾意見變得兩極化、越來越無法相互溝通理解、無法進行有效的公共討論，對民主社會來說，絕非好事，也絕非社群媒體成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