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識讀副作用：過度警戒反降低媒體信任度，喚起「境外威脅」危機感才是關鍵

假訊息氾濫不分國界，已經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新威脅。

2025 年 1 月由世界經濟論壇1公布的《2025 全球風險報告》2中，全球前四大風險依序為「國家間武裝衝突、極端氣候、地緣經濟衝突與假訊息氾濫」。

其中假訊息更被視為短期內最嚴重的威脅，報告指出：

• 生成式 AI 門檻降低，加上全球已有 50 億人使用社群媒體，使得假訊息數量與多樣性大幅提升。
• 社群軟體的演算偏誤（Algorithmic bias）強化同溫層，導致社會極化，使公眾對新聞媒體信任降低3。

不論來自境內或境外，假訊息都能在目前環境條件下快速擴散。

境內假訊息多來自政客、說客與陰謀論者，傳播力強、影響力大。境外假訊息則源自他國或其代理組織，觸及範圍更大、背後資源更充足，可能升級成外交爭端與軍事衝突。通常意圖削弱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以達成混合戰目標。

以俄羅斯為例，2022 年烏俄戰爭開始後，便大量利用境外假訊息企圖影響歐盟與北約各國對戰事的輿論與支持。

境外假訊息會「變形」？俄羅斯官媒藉 Podcast 和 X 繞過制裁

即使如俄羅斯媒體受到歐洲國家的共同制裁，許多境外假訊息仍能「繞過」審查機制影響民主國家內部。

例如，在 2025 年德國聯邦選舉期間，透過俄羅斯國有電視台在德國設立的 RT DE (Russia Today Deutsch)，就以 Podcast 的形式繞過文字審核機制，還是得以在平台上觸及德語聽眾與僑民，收聽頻率竟位列前 1% 。

於此同時，社群平台的放任也助長了此情勢。RT DE 仍能透過 X 帳號散播符合克林姆林宮敘事的內容，將歐盟塑造成軟弱無能、貪腐，嘲諷對 RT DE 的制裁是打壓異己的獨裁手段，以及德國支持烏克蘭會損害自身國家利益。

如果獨裁國家透過新科技、不同媒介，藉由社群平台的開放性和漏洞，仍不斷惡意侵蝕資訊環境，各國有什麼不同的方法來抵抗境外假訊息的干預呢？效果又如何呢？

媒體識讀可能帶來副作用？「過度警戒」反而降低公民對可信媒體的信任度

媒體識讀雖被視為抵抗假訊息或境外資訊操弄的「特效藥」，但也可能有隨之而來的副作用。

面對假訊息，媒體識讀訓練常被視為防線之一，提前讓受眾了解可能出現的惡意訊息操縱手法以避免受影響。但可能同時使受眾過度警戒（excessive vigilance），連帶降低對可信媒體的信任，縮減公眾與政府溝通與合作的意願。

值得一提的是，「過度警戒」的副作用可能存在文化差異，就如同副作用的嚴重程度要視不同體質而定。

一篇 2023 年研究指出，美國受眾在接受媒體識讀訓練後，也開始不信任可信媒體；相反地，荷蘭受眾沒有出現此現象。

這可能是因為相較西歐，美國屬於低信任社會－特徵為媒體信任度低、訊息碎片化、民粹主義盛行（populist rhetoric）4與社會兩極化。

另一項以韓國受眾為樣本的研究也發現相同的過度警戒效應，表示在亞洲社會背景下的媒體識讀教育也可能面臨這種副作用。

如何減少「過度警戒」副作用？瑞典研究：喚起公民對「境外威脅」的危機感

為了解決過度警戒的副作用，2025 年 Nature 旗下子期刊5的一篇瑞典研究便假設，強化社會凝聚力能避免過度警戒。

因為當感受到外部威脅，公民的內部認同與信任會提高，有助於降低社會中因理念分歧造成的群體衝突。同時也能降低第三人偏誤（Third person bias）6，讓民眾的想法從「對方一定是被不實訊息騙了」，轉換為「我們一同面對威脅」。

發現一、強調「境外勢力干預」能有效提升區辨力：T2 > T1 > 對照組

研究發現，T1 組7比對照組更能辨別真實與虛假訊息，而 T2 組的表現又明顯優於 T1 組。顯示媒體識讀影片能有效提高區辨力，特別是當影片強調境外干預時效果更好。

進一步分析也指出，即使沒有接收境外威脅訊息的 T1 組參與者，若其對境外威脅感知評分與 T2 組相當，他們的區辨力也與 T2 組相近。

說明區辨力提升的關鍵不是影片是否點名境外威脅媒體，而是能否成功喚起對境外威脅的警覺。

此外，問卷8顯示，T2 組比對照組展現更好的媒體判讀能力，更能信任可信來源、對可疑媒體保持警戒。不過在不信任可疑媒體的程度上，T1、T2 與對照組差異不大，可能因為對照組原本就已表現出高度不信任（平均達 6.36 分，滿分 7 分），而出現天花板效應。

發現二、強調「境外勢力干預」能強化對主流媒體、公共服務與政府溝通的信任

有趣的是，T1 組並未出現預期中對可信媒體過度警戒的現象。相反的，T1 與 T2 組對一般新聞摘要、主流和公營媒體與政府溝通的信任度都高於對照組，其中 T2 組的提升達到統計顯著。並且 T2 組對上述四項的信任度都高於 T1 組，其中政府溝通提升達到統計顯著。

這項研究指出媒體識讀影片能有效提升受眾的訊息辨別能力，但 T1 組卻沒出現預期中的過度警戒，仍對可信媒體保持高信任。

這可能是因為瑞典與前文提及的荷蘭同屬於高信任度社會，對主流媒體有較高的信任度、受眾族群極化與碎片化較低，這也顯示出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以下來自印尼與瑞士的研究便從不同觀點切入，嘗試提升媒體識讀的效果。

用遊戲與社群媒體來設計媒體識讀訓練，印尼與瑞士研究提供不同切入觀點

一項 2024 年印尼研究便設計了一款遊戲模擬 WhatsApp 情境，並請參與者想像在與一位朋友或家人互動，並要避免他們落入假訊息的圈套。

結果參與者提升了對假訊息的警覺性並且減少分享散播，更重要的是，參與者也並未出現對可信訊息的過度警戒。

另一篇 2025 年瑞士研究則提出不同觀點：與其想方設法避免受眾接觸假訊息，不如聚焦在如何讓受眾接觸更多「優質且正確的訊息」，並從中學習。

研究邀請來自法國與德國的 3395 位參與者，實驗組被要求使用 WhatsApp 與Instagram 追蹤 2 個具公信力的新聞帳號9，對照組則追蹤藝術相關帳號。兩周後的結果顯示，實驗組不僅在辨識假訊息方面表現更好，對新聞媒體與記者的信任度也顯著提升。

媒體識讀特效藥也需要仔細設計處方簽，才能應付如變形蟲般的假訊息操縱

回到最初瑞典的研究，未來還有許多課題需要進一步討論：訓練效果如何隨時間遞減，以及在美國等低媒體信任社會的效果。

另外，本研究雖具體地提醒受眾留意具官方色彩的境外媒體，但真實案例中，境外勢力往往能與在地協力者串聯形成複雜的假訊息生產與消費鏈，模糊了境內外資訊操弄的界線與來源訊息。

媒體識讀並非萬靈丹，就如同面對不同體質、不同症狀，需要量身打造的處方簽才能真正的「對症下藥」，有效抵抗如變形蟲般的假訊息操縱。

更重要的是，雖然國際政治中將境外威脅「他者化」幾乎無可避免，此舉雖能凝聚內部認同，卻也是把雙面刃：一方面提升對外部威脅的警覺、增加對可信媒體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能加深「我群／他者」分野。

若遭有心人士操弄非黑即白的錯誤歸納，反而會加深社會極化、阻礙共識的凝聚。

抵禦境外訊息操弄與干預的同時，還須確保民主社會的信任機制與公共討論空間不被犧牲，這需仰賴更審慎的媒體識讀教育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