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臺灣如何面對中國？在世界創造民主治理的典範

你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國家、民主治理模式，是什麼樣子？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日前（14 日）在青平台基金會的營隊和學員分享，自己從參與社運、到走入體制，擔任過立法委員與閣員的經歷和對民主治理的目標想像。鄭麗君在野百合學運之後，學習勇敢面對失敗、擦乾眼淚繼續努力；在立法院推動婚姻平權時，她告訴反對者，自己要為孩子「預約一個公平的社會」；在同婚合法之後，她說，「改革才要開始」；而在入閣之後，她也不斷強調以「共善」的原則，進行公共討論，在文化部長任內更積極實踐「文化治理」，力圖讓臺灣的軟實力紮根，「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創造自己的文化，讓世界知道我們是誰」，期望臺灣在這個世界創造民主治理的典範，「這才是我們面對中國跟國際局勢的不二法門」。

鄭麗君：社會運動的本質不是成功，但你勇敢面對失敗

鄭麗君詢問青平台的營隊學員們，在印象中受到政治感動的時刻，有學員表示受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震撼，鄭麗君回應，自己同樣受到震撼，並自問，「如果有一天台灣重回極權之路，我們會不會像香港公民一樣，在出門的那一刻感到害怕，但還是選擇出門抗爭？」她引述香港抗爭中的一句話，「不是因為看見希望才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看見希望」，表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渺小的，你竭盡所能，或許只能留下一點點希望，但還是起而行動」，並認為香港公民所抱持的就是這種希望的本質。

鄭麗君也分享自己在 1990 年參與野百合學運，表示當年能夠獲得前總統李登輝回應，在亞洲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隨後臺灣啟動 7 次憲改，推動憲政民主轉型，讓臺灣逐步走向民主化。但她回憶，在當年即將啟動修憲之時，自己和老師、同學一起組成了「臺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主張老國代沒有修憲權。她表示，那是自己經歷的「第一個制憲時刻」，當時自己和夥伴們絕食 7 天，但最終抗爭仍然失敗，她說那是自己人生最掙扎的時刻，在第 6 天晚上已經有很多朋友送醫，她躺在睡袋裡哭了一整晚，學習面對失敗。

從這次經驗，鄭麗君學到，社會運動的本質，不是成功，「你不會天真到要社會所有成員接受你的信念，你還是會去做，但你勇敢面對失敗」，公共事務倡議很容易失敗，因為在民主國家，公共事務是眾人治理，而不是獨裁者單獨決定，所以在倡議的過程要不斷要去說服、去對話，甚至要去學習改變，然後在面對失敗時，擦乾眼淚繼續努力。

鄭麗君還表示，讓自己對政治保有信心的事件是同性婚姻的實現。她在擔任立委時，是婚姻平權提案的委員，和時任立委尤美女一起召開第一次同性婚姻公聽會，她坦承一開始也非常擔心公聽會變成反方的舞台，讓反對聲音更大，但其後，發現「價值越辯越明」，而當時鄭麗君自己被一位反同團體代表質問，「如果妳的小孩是同志，妳怎麼辦？」鄭麗君的回答是，「我要為我的小孩預約一個公平的社會，無論他的性傾向是什麼，他在這個社會，不會被歧視、不會被壓迫」。她向營隊學員強調，「你不一定要親身經歷，但是你要有同理心，你能夠體會一個受壓迫的情境，社會正義才有可能實現」。

鄭麗君說，當我們在想像社會制度時，必須假設自己不在任何一個 Social Position（社會位置），才能提出比較公平的體制。如果民主社會裡，大家都為自己私利、甚至集體私利的時候，要促進民主社會的公共利益就很困難。她認為，人類經歷數百年民主思潮、對價值的不斷思辨，讓人們在追求民主社會這件事情上面，讓社會成員能夠不斷超越自我利益，讓大眾擁有同理心，在追求「共善」的前提下，來做公共決策，民主社會才得以保持。

回憶起實踐同性婚姻的過程，鄭麗君表示，其實 2018 年的公投是對婚姻平權的挫敗，但是在公投之後，臺灣社會在體制內找到修法路徑，從大遊行、釋憲、公投、到國會多數通過、到修法，從體制外改革到體制內，用非常完整的民主程序落實婚姻平權，完成了婚姻平權的元年，鄭麗君讚許，「我覺得這是臺灣的民主成就」，並表示自己出訪美國時，看到《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以頭版報導臺灣的婚姻平權，心裏感到無比驕傲，因為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民主體制成熟了，我們可以透過民主體制來落實社會期待的改革」。

鄭麗君細數，臺灣社會走過 80、90 年代民主化、自由化的過程，歷經言論自由的爭取，至今締造了一些民主成就，但是仍有許多未竟之功，像是《集會遊行法》至今仍未完成修正；臺灣的憲政體制走向民主化，但是《中華民國憲法》仍然需要再修，而修憲門檻極高；人權規章還沒入憲；憲政體制還未做到權責相符等等。

鄭麗君：所有改革都不要忘了你是為何而改革

婚姻平權的實踐也並非是在《748 施行法》立法生效之後就完成，鄭麗君說，改革是體制外，體制內落實才是真正的考驗，這會是一個很長的歷程，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所有的努力，在有一天會有突破，獲得階段性成功，在成功的那一刻你可能會發現改革才要開始」，例如社會對同志的理解、辦理同性婚姻的行政表格、各項相關法律和子法尚待修正、同志在職場是否獲得平權⋯⋯等等，都仍待努力，需要社會上更多的對話、形成某一程度的共識，透過民主社會良善治理的體制去落實。鄭麗君鼓勵學員，「不要怕當少數，要勇於去倡議、去對話，而不要只有一個人在講話」，民主社會沒有 100% 的共識，以社會共善為出發點去對話，經過一段時間，也許原本的倡議可以變成一定程度的共識。

鄭麗君還提醒，「所有改革都不要忘了你是為何而改革」，社運不是一群人上街就叫社會運動，假設上街追求的不是弱勢者的權利，而是私利，那麼這就不會是創造公共福祉的運動，因此本質上還是要自問「為何而改革」。

從體制外的街頭社運，到體制內擔任立委、閣員，鄭麗君用「談戀愛」和「結婚」來形容體制內外的差別，「從事學運跟社運好像談戀愛，充滿冒險精神、浪漫、勇往直前；進入體制內就好像結婚，要煩惱柴米油鹽醬醋茶，要寫預算書、決算書」 ，而最高境界是「追求在婚姻中保有愛情，在體制內不能忘記初衷」。鄭麗君在第一次進入體制、擔任青輔會主委時，就力推審議式民主，鼓勵更多青年參與政治，藉此提升公共參與文化。她說，「審議式民主是一種思辨的參與，最重要的是每個人對政策的對話」，同時訓練同理心和聆聽的能力，讓不同的人群提出不同的價值觀，以共善的原則去討論，沒有共識也沒關係，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動力過程。

談擔任文化部長心法　鄭麗君：要做看不見的事、看不見的治理

第二次入閣、擔任文化部長，鄭麗君希望讓「文化治理」成為可能，她的心法是「要做看不見的事、看不見的治理，文化才能像大樹一樣茁壯」。她常說，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讓整個社會 Move On，舉例像是《文化基本法》的推行立法、文策院的上路，首先都從對話開始，在立法之前文化部召開全國文化會議、全國文化資產會議、博物館會議、社造會議⋯⋯等等，提出白皮書，期望透過《文化基本法》建立「文化公民權」的概念。還有透過《國家語言發展法》架構臺灣多元語言發展的基礎，臺語、華語、客語、原住民語、手語通通都列為國家語言，規範每四年國家須提出「語言發展報告」向社會公布，期望凝聚社會參與、讓民主社群不斷修正改善，在日常生活裡保障每一個母語的使用權。

在通過重要的法案之後，鄭麗君在任內，還努力把文化發展視野帶入國家發展核心，以「部部都是文化部」為理念，文化部積極和各部會對話，提出「文化經濟」、「文化教育」、「文化科技」等理念，進行思維的翻轉，例如文化部被要求在博物館找空間做 5G 示範場域，但鄭麗君認為「博物館是為社會而存在」、「人跟社會才是主體」，因此選擇以科技輔助落實博物館任務的方式，反過來應用科技加強博物館的文化近用、場域對話功能，進行歷史現場的再造，她說這是「首度臺灣用文化歷史出發做區域空間治理」。

鄭麗君期望，持續進行觀念對話，用這樣的過程進行文化治理、產業合作，使文化紮根、歷史紮根，她說，「重建歷史是為了不要當土地上的異鄉人」，要知道臺灣過去發生過什麼事，不僅僅是知道土地記憶，還要擁有重新思考過去的能力，「我們怎麼看歷史，取決我們怎麼思考未來走向哪裡」。她也強調發展臺灣軟實力和全球傳播的重要，「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創造自己的文化，讓世界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沒辦法只靠少數宣傳讓世界知道臺灣」。而對於希望整合公共媒體國家隊、強化臺灣傳播能力的《公共媒體法》，鄭麗君表示，法案目前還在討論，「我們很期待進一步對外整合，送到立法院」，並表示目前分為兩階段的目標，先讓公視和華視整合，等到第七屆公視董事會產生之後，再進行下一步的整合。

鄭麗君引用經典《小王子》裡的一句話：「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眼睛看不見的」，指出自己這一代人所努力的目標是爭取民主社會，而在 21 世紀的現在，要努力的方向是創造民主治理的典範、創造臺灣自己的發展模式，「這才是我們面對中國跟國際局勢的不二法門」，除了國家發展、大企業等「硬實力」之外，臺灣的實質社會共同體，是很具體的民主典範，她向營隊學員喊話，「未來交給你們」，期望臺灣人知道自己是誰，在這個世界創造民主治理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