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日前指出，各國的轉型正義措施，尤其是處理加害者，會深受其政治經驗影響。他以「除垢」為例，指出將過去有人權侵害紀錄的公務員，排除在政府體系之外的「除垢」，本意並非追究加害人，而是潔凈自身，是比「刑事追訴」還要溫和的轉型正義措施。在東歐前共產國家中，捷克曾被蘇聯殘酷鎮壓，在民主化後採取最嚴格的「除垢」，只要曾擔任過威權政黨的幹部、警察、情報人員、國營機構的員工，甚至曾在類似「中國國民黨黨校的革命實踐研究院」這類共黨學校上過課的進修者，就要退出公務體系，「他們認為有良心的人就不會去那裡。」捷克也把清查結果公諸於世，以此取代刑事追訴。
林佳和指出，捷克的做法在歐盟、聯合國都遭到反對，「但捷克人民選擇洗淨自身，憲法法院也給予支持，表示新捷克的憲法要與過去一刀兩斷。」
政治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林佳和（攝影／朱乃瑩）
國史館上（6）月 30 日邀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主講「如何面對威權時代的加害人？各國實踐經驗的初步觀察」，相關影音已於線上公開。
林佳和指出，國際上有 70 多國推動過轉型正義，連中國也因平反文革而列名其中。但要在法律上追究加害人，在各國都非常複雜而困難，並深受該國政治經驗影響，沒有一國的經驗可以輕易複製。他指出，常見的轉型正義工作有五種：刑事追訴、特赦、公部門人事清查、補償賠償、真相委員會，前三者聚焦於加害人。
刑事追訴
戰後 1949 年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曾經試圖全面處理納粹加害人，此前美國也曾在其佔領區發出超過 300 萬份問卷，要求公民回答與納粹的關係、協力程度等問題，並試圖追究主犯（軍政領導人）、從犯（包括軍工企業等經濟受益者）、輕微從犯三種等級，但除了前兩者在 1945 年紐倫堡審判獲罪，其他人則在全球冷戰氛圍下，由於「美國需要強大的西德，西德需要強大的官僚體制，官僚體制需要過去政權的公務員」，放棄廣泛去納粹化，就像許多電影都描述，戰後初期對納粹罪行幾乎不聞不問。林佳和也說明，雖然德國放棄廣泛追訴，但針對特定類型犯罪的刑事追訴則持續至今。
林佳和強調，各國間最常見的是「有限的刑事追訴」，通常是聚焦在種族滅絕等國際法上的核心犯罪「萬國公罪」，「跑去世界任何角落，任何國家都可以抓你」，例如智利獨裁者皮諾契在西班牙被捕、在英國受審。但林佳和也坦言，臺灣絕大部分的威權統治過往，很難構成國際法上的核心犯行。
林佳和進一步指出，刑事追訴雖然可以達到「應報式正義」，但缺點是會導致個人化，「背後的千絲萬縷，無法在法庭上講清楚」，且受指控者也享有無罪推定、緘默權等基本刑事訴訟原則的保障。最重要的是，「當法官面對四十年前的壞事，只有抓大放小，或抓小放大，以降低調查的障礙」，這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失去真相。韓國轉型正義就是「抓大放小」，只處理全斗煥、盧泰愚等前總統；統一後德國則僅僅限於虐囚、邊界暴行等「最後舉槍的人」。
另一種極端是放棄刑事追訴，例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等與前蘇聯淵源最深的斯拉夫國家，以及西班牙、拉丁美洲等國家，也各有各的難題。林佳和說明，智利、阿根廷等南美洲國家，民主化後的政府仍畏懼當年犯下暴行的軍方，而不敢推動轉型正義，然而「大家都知道不對」，因此阿根廷受難者家屬從 1977 年發起的「五月廣場母親」至今仍在定期集會遊行。東歐各國沒有軍人干政的遺緒，但困境在於，前共產政權的侵害人權暴行，常被認為是理所當然、未必是犯罪。
20 世紀知名獨裁者（來源：林佳和）
林佳和指出，學界對於是否要追究過去依照法令或上級命令犯下的罪行，仍有爭論，但歐洲人權法院、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都認為，轉型正義可以溯及既往，例如歐洲人權公約「根據行為時，一般文明人類所認為的一般法律原則」為判斷。而臺灣在威權時代許多被害者未經審判，直接由蔣介石個人手諭「死刑可也」，或者只是接觸共產黨的書籍，就被處以重刑，這在當時也違反文明人類的原則。
20 世紀中有一場知名的法學辯論，美國法學者富勒（Lon L. Fuller）認為，道德優先於法律，邪惡的法律沒有法律的地位。林佳和舉例，例如納粹德國將德國人與猶太人通婚、性行為視為刑事犯罪，「今天不會有人認為他是正當的法律」，而執行邪惡法律的人也應該被追究，換言之，轉型正義一定要有某種程度的「昨是今非」。與此相反，同時期的英國法學者哈特（H. L. A Hart）則認為，法治精神就是要承認當時法律的有效性，即使法律不道德，也必須接受。
「拋開法律用語，問問我們自己的良心，我們對於國家對人民的行為施以怎樣的處罰，難道毫無判斷標準？」林佳和強調，法律在此只是藉口，而重大人權罪行也不該假借法律時效保護，並語帶慎重總結，「以刑事手段追究加害者是必要的，但限縮範圍也是必要的。需要討論符合臺灣社會的正義要求是什麼、希望追究的範圍是什麼。」
人事清查
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曾在內部會議討論「除垢」，掀起 2018 年的政治風暴。被東歐國家稱為「除垢」的「人事清查」，指的是透過一定程序，把過去有人權侵害紀錄的公務員排除在政府體系外。林佳和說明，「除垢」本意並非追究加害人，希臘文原文「Lustratio」指的是潔凈自身，在大部分國家都是針對軍警、國安單位，也有些國家會納入司法人員。林佳和強調，越溫和的轉型正義措施，越會放棄刑事追訴，只做人事清查，因此人事清查的範圍通常會比刑事追訴大很多，例如其他侵害人權罪行、貪污、濫權等，也常在清查範圍內，但也有些前蘇聯國家連人事清查都完全不處理。
「波蘭革命花了十年、東德革命花了十個月，捷克革命只花了十天！」
捷克的政權轉型最為快速，除垢也最為嚴格，只要曾為威權政黨幹部、警察、情報人員、國營機構、國營通訊社的員工，甚至在類似臺灣「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共黨學校進修者，就要退出公務體系，「他們認為有良心的人就不會去那裡。」捷克也會把清查結果公諸於世，「羞辱就達到目的，不用再刑事追訴。」
林佳和特別指出，捷克根據身份而非行為的「整體歸責」做法，在歐盟、聯合國都遭到反對，例如聯合國曾做出指引，把人逐出公職要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歐盟也認為，過去捷克共產黨是合法組織，就不能因為某人曾擔任其幹部而剝奪其權利，「但捷克人民選擇用最激烈的方式洗淨自身，憲法法院也給予支持，表示新捷克的憲法要與過去一刀兩斷。」
促轉會曾揭露蔣介石介入超過 3000 筆白色恐怖案件。1954 年陳寶華案，蔣中正要求判決發回復審，並指示「為何不判死？」（圖片來源：國家檔案資料網）
「要做轉型正義，不可能完全不對加害人採取任何措施！」林佳和嘆道，連一些民進黨人士也反對追究加害人，但他認為，「不處理過去，就等著威權復辟！」許多採取「Forgive and Forget」（原諒與遺忘）的國家，如阿爾巴尼亞、斯洛伐克及各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相比有進行轉型正義的國家，在蘇聯解體後更容易走回威權。
在東歐前共黨國家中，捷克、波羅的海三國被蘇聯暴力鎮壓或併吞，因此後來採取強力除垢措施；波蘭、匈牙利則相對溫和，可能是因為蘇聯體制下的波蘭很早就放寬政治壓制、容許反對黨，民主轉型後處理威權遺緒的動力較小，但結果是，波蘭民主化 6 年後，過去的共產政權就重返執政，這也讓波蘭下定決心，要讓共產黨徹底退出波蘭的政治生活。
統一後德國是將前東德國安局（史塔西）成員、法官、檢察官全部免職，讓其自行申請回任，並根據其過去的人權紀錄決定准駁，最後有超過三成的法官、檢察官沒有回聘。
波蘭要求民意代表、法官、檢察官、國營通訓社員工自白「是否曾與秘密警察合作」，坦承者會揭露姓名但可保留職務；否認者會交給官方「波蘭記憶研究所」調查，如果被查出說謊，就會移送（首都）華沙地檢署向特別法院起訴，最多可禁止擔任公職十年。
林佳和追問，臺灣有沒有追究加害人的條件？他強調，能完整追究加害人的國家，通常是威權政府、政治人物完全消失在政治舞臺的國家，但如果是威權政府慢慢轉型成民主政黨，條件就不一樣。他認為，這需要透過歷史研究，在精準的圖像下劃出人與行為，法律才能回答「誰是加害人」的問題。他也感嘆，臺灣民主化已超過 30 年，「時間可以解決一切，但時間也什麼都沒解決。」
「很遺憾，執政者推轉型正義的動力不夠！」林佳和認為，臺灣用承平時代保護情報人員的的《國家情報工作法》，保護威權時代的情報人員不能揭露「非常荒唐」，且根據《政治檔案條例》，（原機關的）上級機關說不公開就是不公開，沒有任何機制可以推翻這些決定，「現在就是國安局說了算，我一直好奇，上級機關總統府就讓他們這樣決定？」
他認為，應有一套完整機制決定檔案是否公開，一定要包含歷史學者，也要有獨立委員會定期檢驗准駁結果，最後是申請閱覽檔案者，如果得知檔案不公開，應有權提出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