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香港的中國移民日漸增加，造成香港人原本享有的福利、資源受到嚴重排擠。（照片來源：90後社會紀實；攝影：Kaiser KS）
去年香港大規模的街頭抗爭，讓各年齡層和專業領域的香港人都走上街頭爭自由。從事十多年電影業的 Harlem 今年初流亡來臺，他過去生活在香港時，看到中國人不管在地鐵或是街頭，「什麼地方都可以當廁所」，深刻感受到中國國民素質，而香港特區政府卻還打算在中小學推行「認同中國」的國民教育，讓他從 2012 年就開始參與「反國教」運動。
去年 Harlem 在前線對抗港警時被拍照上網，個人身份也被肉搜出來，只能無奈離開香港來到臺灣。原本在香港就在做動物救援的他告訴《沃草》，他很感謝臺灣人協助安頓，如果能在臺灣自力更生，希望能透過幫助流浪動物回饋社會。
見中國人在港「隨地上廁所」，不願下一代成這款「國民」決心抗爭
45 歲的 Harlem，自 2007 年進入香港電影產業，從編劇、經紀、協助拍攝都在他的守備範圍。等待電影開工的閒暇時間，Harlem 就會做流浪動物救援。他靦腆地告訴《沃草》記者，「我比較喜歡跟動物相處，比跟人相處好」。
是什麼讓靦腆的 Harlem 走上街頭呢？他說，雖然 2003 年就曾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真正在街頭抗爭，是從 2012 年參與「反國教」運動開始。
當時，港府宣稱為了讓中小學生能對中國快速發展感到自豪、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並養成「良好品德和國民素質」，預計從 2012 年 9 月起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課程。但這項計畫被外界視為推動港人「中國化」的洗腦教育，遭大力反彈，也掀起「反國教」運動。
Harlem 說，「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什麼東西」，隨著大批中國移民、遊客進到香港，他看過太多中國人「什麼地方都可以上廁所，包括在地鐵裡、街頭上，對他們來說廁所就是 anywhere」。因為深刻感受到中國教育下的國民素質，當時得知港府要推動所謂國民教育，立刻激起他上街抗爭的決心。Harlem 表示，他在英國統治時期成長、受教育，很清楚中、英兩國人民素質有很大差別，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要香港的下一代，變成現在中國小孩的模樣」。
「反國教」運動之後，Harlem 陸續參與 2014 年雨傘運動、2016 年香港旺角警民衝突的「魚蛋革命」，漸漸成為街頭抗爭的常客，也在參與雨傘運動時，認識一群共同抗爭的隊友。
圖為 2012 年 7 月 29 日參加香港「反洗腦國民教育遊行」的示威者，以交叉手勢表達對港府欲推行「國民教育」的反對。（圖片來源／WIKIMEDIA；作者／美國之音）
2019 年 6 月，為反對《逃犯條例》修法，Harlem 再次走上街頭。他說，12 日那天他和隊友聚集在立法會所在的金鐘區，響應當天為阻止法案進入二讀程序的示威遊行。Harlem 回憶到，過去幾年下來，雖然隊友們經常會相約吃飯碰面，從來沒有人到齊的時候，但 612 當天「連平常那些說沒空的人，也全都到了」。就在當天下午 3 點多，警方對著抗議人群發射催淚彈，猶如比賽開跑的鳴槍，Harlem 又再次踏上街頭抗爭，直到今年初離開香港。
擁有多年「戰街頭」經驗的 Harlem 觀察到，香港人的抗爭力道可說是翻倍增強。他提到，2014 年雨傘運動的時候，就算只是朝著警方丟空塑膠瓶，都會被其他抗議的人罵，但是幾年下來，香港人逐漸明白和平抗爭根本無效，行動也越來越激烈。Harlem 指出，尤其去年 7 月 21 日元朗地鐵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後，抗爭力道增加最為明顯，「大家開始想，除了丟磚頭，還可以做些什麼，到了 8 月底，就開始有了『火魔法師』（擲汽油彈的示威者）」。這個過程中，Harlem 也選擇站上面對警察的第一線，成為外界眼中的「勇武」。
見證香港電影因中國統治衰亡，上前線抗爭只為「香港大家都有份」
Harlem 除了見證了香港社會運動演進到高強度抗爭的過程，作為資深電影從業人員，他則經歷了香港電影業在中資、言論審查等因素下逐漸衰退，直到去年受政治環境動盪影響幾乎「無片可拍」、陷入停擺。
Harlem 指出，他在 2007 年全心投入電影業，當時一年還能拍到 30 到 60 多部主要由香港團隊、演員製作出來的「香港電影」，之後就逐年下降，變成注入大量中資，需要受中國方面投資人、團隊或官方審核指導的「合拍片」。這項變化最直接的影響，Harlem 說，「原本香港電影有很多題材，譬如批評政府、模仿領導人，這些都是中國不能接受的，所以絕對不會在合拍片看到這些東西，因為什麼都要經過中方審查」。能用在電影的創作素材大幅受限，讓香港電影過去的特色和光環逐漸消失，變成了只能歌頌「中國好」的影視產品。
電影創作的自由受限，甚至受中國政治因素影響而扭曲，Harlem 說這些都赤裸裸地展現在電影劇本及角色設定中，「劇本題材一定要『正向』，只能讚美中國；角色設定上，中國人一定是正義的好人，所以『壞人』的角色，只會設定在香港的官員、警察，或是香港人」。
即使香港電影業因越來越倚賴中資、創作自由大幅受到限制，而呈現頹圮的態勢，但為了生活和對電影的熱情，Harlem 依然堅持在電影業工作。 隨著去年香港民主抗爭從每週末兩天，到後來一週七天每天都在街頭跟警方「開打」，有段時間 Harlem 的生活就是在拍片和抗爭的循環中度過每一天。他說，「我曾經有大半個月沒回家，因為那時差不多每天都在打，我早上會先去拍電影，晚上就上街抗爭，跟警察對抗結束後，再到隊友們合租的安全屋小睡一下，到了早上又再去工作」。
圖為去年「929全球反極權大遊行」，香港警方在金鐘施放催淚彈。（圖片來源／Studio Incendo；授權：CC BY 2.0)
為何白天需要工作，還是選擇每晚參加抗爭跟十幾二十歲的年輕「勇武」站在一起對抗警察？會如此堅持，是因為 Harlem 認為，「不應該只有年輕人幫我們爭取民主，我們自己也要爭取，香港大家都有份；香港人一起去做、一起去抗爭，在我看來是沒有分年紀的」。對於站上街頭的年輕人，他更是感到不捨，「去年那時候年輕人剛開始過他們的暑假，他們應該去逛街、談戀愛、看電影、唱歌，不是去街上跟警察對抗」。
隨著港府鎮壓力道越來越強，反抗行動也相對激烈，Harlem「半抗爭、半拍片」的生活，最後因絕大多數電影無法順利在街頭取景拍攝而劃下句點，他也轉而全力投入抗爭。
Harlem 指出，去年 7 月中只剩少數電影還在拍攝，但因為拍外景的時候需要拿「雪糕筒」（交通三角錐）攔車進行交通管制，卻因此遭「藍絲」（挺港府的民眾）向警方舉報有示威者堵路，不久後警車抵達現場，「警察還沒下車，只是打開車門，催淚彈槍就已經對著劇組的人」。他無奈地說，「這樣子，電影要怎麼拍呢」。
全力投入抗爭之後，Harlem 幾乎每場「戰役」都不缺席，包括發生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兩場震撼國際社會的重大衝突，都有他對抗警察的身影。但接連發生的事件，讓他後來不得不選擇離開香港。
Harlem 說，因為在一場重大抗爭中，他的臉被人拍到，後來被放到微博遭到「肉搜」，沒多久他家的玻璃就被人砸破，他只能和朋友商量，三五天就到不同的地方借住。後來，他所屬的小隊涉及一起敏感案件，被捕可能性大幅增加。在和隊友商量之後，Harlem 在各國機場因武漢肺炎疫情而封關前離開香港，來到臺灣。
不願重演中國移民排擠港人資源，來臺盼能自力更生、做動保貢獻社會
Harlem 來到臺灣之後，還是放不下對香港的掛念，常想著是不是還能有一絲機會，回到生活了 40 多年的那片土地。想起半年前剛來臺的心情，他說，「那時候還是會想，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香港，或者是如果有場決定性的仗要打，我們就會回去抗爭，就算死也跟手足一起死，可以贏就一起贏」。但隨著香港局勢未見明朗，更因港版《國安法》實施陷入一片黑暗，他滿是無奈的說，「後來才能接受，那些期待是自己騙自己，武力不對等，其實是打不贏的。到了《國安法》實施，想也不用想了，除非中國共產黨倒台」。
隔著一片海，看著香港在 6 月底被《國安法》這座白色恐怖牢籠囚禁，Harlem 感嘆地說，「香港還有未來嗎？在我看來，香港已經不會再是我們成長記憶裡的香港，已經跟中國其他地方一樣，不過就是中國的一座城市」。雖然 Harlem 對香港的未來相當悲觀，但他內心相信，從去年抗爭以來香港社會凝聚出的「香港人」認同，將會持續在每個香港人心中綻放、傳承，「過去那一年，『香港人』變成一種精神，就是越被打壓，我們就越反抗；香港雖然已經不是香港，但香港人會在外國、在很多地方繼續把『香港人』精神傳遞、延續下去」。
Harlem 接受《沃草》專訪時向記者表示，因為在最困頓的時候受到臺灣許多幫助，他希望未來繼續留在臺灣，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攝影／陳東）
儘管對香港未來感到悲觀，在 Harlem 心中仍存著許多思念，讓他盼著有朝一日能再踏上那片土地。他說，「如果可以回香港，當然會想回去探望媽媽，還有這幾年來我照顧的貓貓狗狗，讓我最放不下的，除了我媽，就是牠們」。但面對著殘酷的現實， Harlem 內心相當明白，除非能確認回香港會是 100％ 安全，絕對不能貿然回去，讓僅有的自由遭到剝奪。
面對著剛在臺灣開啟的第二人生，Harlem 和其他也來到臺灣的中壯年香港前線抗爭者，共同思考著如何站穩腳步、面向未來。他說，中壯年抗爭者來臺灣後，比起 20 歲左右的年輕抗爭者能先以學生身份適應臺灣社會，有著更多的不安，「像我們這種年紀比較大，已經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的人，過來臺灣其實是比較徬徨的，不確定在這個新環境，有沒有什麼方向可以生活下去」。Harlem 和其他在臺的中壯年抗爭者討論後，決定要共同創業開火鍋店，盼望能藉此先打穩自力更生的基礎，再思考著如何經營未來。
對 Harlem 和同行的香港中壯年抗爭者來說，來臺後之所以會促使自己盡快振作、想辦法自力生活，除了他們原本在香港就是在各領域、能自力更生的專業工作者，Harlem 也說出另外一項重要的因素，「以前我們香港人很討厭中國人的一項原因，是他們用依親或各種方式不斷移民到香港，但一到香港就開始搶資源、社會福利、公屋（公共住宅），我不希望香港人來到臺灣，變成這個樣子」。
不想對臺灣社會帶來額外負擔，也是因為 Harlem 對於從離開香港到抵達臺灣後受到臺灣人的幫助，內心裡充滿感謝。他說，在人生這段充滿不確定感的變動過程中，因為受到臺灣 NGO 的幫助，才能度過初來乍到時在經濟及生活上最不穩定的時期，「我很感謝臺灣人，還有很多臺灣團體，真的幫我跟隊友們很多忙」。
懷抱著對臺灣的真心感謝，Harlem 表示未來就算能夠安全回到香港，也就是回去一下、看看親人朋友，生活的重心及人生的發展，將會留在臺灣持續下去。他強調，「當我無法留在香港的時候，臺灣讓我得到可以安頓自己、安全生活的機會，對我來說，臺灣這樣幫過我，我就要留在這邊，看看能夠怎麼服務這個社會，幫助流浪動物，也是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