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中國國民黨政權曾在臺灣佈建嚴密的情治單位，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指出，二二八事件時，就有國防部保密局（軍統）、中統（國民黨內特務組織）以及憲兵秘密情報機構「特高組」，情治機關除了偵蒐情報，還誇大危情，影響蔣介石派兵鎮壓的決定，更涉入許多失蹤、法外處決案件，許多情治人員後來轉戰媒體、政壇洗白身份，「洗得很乾淨」，像是曾擔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的林頂立，後來甚至出任《聯合報》創報時的發行人，少有人知道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為。林正慧強調，他研究加害者不是為了把人揪出來道歉或咎責，而是要讓事實被知道，如果單純只講受害者的故事，威權壓迫的事實不會這麼清楚，這些加害者如果沒被檢討，日後歷史有可能又重來一遍！
二二八事件時的情治機關「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創辦《全民日報》為特務們掩護身份，後與其他兩家報紙合併為《聯合報》，由林頂立出任創刊發行人。（資料來源：網路）
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今（2022）年策劃「二二八人權講座」系列活動，於本（6）月 18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發表「協助國家暴力的暗黑力量：二二八與白恐的特務群體」專題演講。
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特務組織
林正慧說明，戰後（1945.8）到二二八事件（1947.2）期間，在臺灣有三個主要的情治機關，其中國防部保密局最早來臺，組織佈建也最綿密；中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設有臺灣調查統計室，但組織運作仍待研究；憲兵體系內的特務組織「特高組」過去較少提及，但林正慧指出，憲兵比情治人員更能公開執行職務，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常負責暗殺、「密裁」。
軍統／國防部保密局
保密局前身為由大特務戴笠領導的「軍統」，其秘密組織臺灣站「寄生」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警總），並以警總調查室為保密局的公開掩護機關，由軍統出身的陳達元擔任主任。雖然調查室在二二八事件前就已裁撤（1947.1），但保密局仍透過警總第二處運用警總的力量。林正慧歸納，二二八事件期間，保密局在臺灣的直屬通訊員、運用人員總數超過 90 名。
林正慧說明，保密局在臺灣所設站點是秘密組織，成員都有「掩護職務」，連站長林頂立的履歷上，都完全看不出情治人員的身份，但透過檔案局所藏「保密局服務證明書登記簿」，可以比對出許多擁有公職、媒體等公開身份的情治人員，同一時間在保密局的服務履歷。
其中一名協助佈建保密局在臺組織的情報員陳愷，擔任過高雄《國聲報》分社主任、林頂立創辦的《全民日報》記者與校對主任。林正慧指出，其他如李良彬（臺中）、黃仲甫（曾任臺南市副議長、臺南天后宮董事）在內，許多保密局情治人員都擔任《全民日報》在各地的記者、編務，作為掩護身份。
另一個重要的掩護機構是臺灣省警務處。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來臺的情報員劉戈青，除在臺北協助組織忠義服務隊，隨後於 3 月 14 日擔任警務處副處長兼刑事室主任，此後保密局臺灣站又多了一個公開的掩護機關。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
中統
另一個情治機關「中統局」是中國國民黨黨務體系所衍生，在戰後設立「臺灣調查統計室」，主任蘇泰楷兼任《重建日報》社長。不過，《重建日報》在二二八事件隔天的 3 月 1 日正式發刊，並針對事件發出「號外」，蘇泰楷因而被捕，最後是由中統局長葉秀峰親自替他「申冤」。
林正慧說，雖然學界對中統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組織與成員了解不多，至少可確認中部的重要幹部蔡志昌，發展運用在地的「十四大哥」為「忠義調查員」，也兼任《民生日報》副社長。林正慧指出，蔡志昌以從政履歷、海派作風為人熟悉：創辦「中聲廣播電臺」，曾連任三屆臺中市議員、當過議長，但在國民黨「革命實驗研究院」的受訓資料上，確實可看到其曾擔任「中統」專員，且獲得「黨性堅強、積極認真」的評語。
憲兵第四團「特高組」
林正慧指出，受日本影響，憲兵在 1930、1940 年代，開始設置機密情治憲兵「特高組」，在二二八事件時，駐紮臺灣的憲兵第四團團長為少將張慕陶，特高組 29 名成員未列入憲兵名冊，但已知第四組組長為謝漢儒。
謝漢儒在 1945 年抵臺，除了擔任特高組職務，在外身份則為民權通訊社與經濟日報社長，後來成為「中國民主社會黨」核心人物，也擔任過省議員。林正慧強調，雖然省議會留下的謝漢儒傳略隻字未提其特務履歷，但從檔案中可以看到，謝漢儒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確在情報部門工作，也會向憲兵司令張鎮傳遞情報。
林正慧揭露前「中聲廣播電臺」董事長、臺中市議員蔡志昌曾為中國國民黨特務組織「中統」特務。（資料來源：林正慧）
情治機關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誇大危情、影響決策
情報單位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擔任蔣介石的耳目，但往往誇大危情，例如張慕陶就向憲兵司令報告稱，臺灣暴動已經是叛國、奪取政權的階段，外省人傷亡超過八百人，地方政府完全失去統御能力等。林正慧認為，這一定程度上影響蔣介石派兵的決定，例如其 3 月 7 日的日記寫到，「臺民初附、遺忘祖國、畏威而不懷德」、3 月 15 「至軍隊運到，大部弭平，新附之地都要靠兵力維持。」
綿密佈線、列冊緝辦
情治機關在事件期間持續搜集「叛亂份子」名冊，例如保密局臺灣站在 1947 年 4 月彙整出九百多人的「叛逆名冊」，1955 年被保安司令部重新整理，1962 年時當局認為「跟二二八有關事件的人，較容易受到臺獨運動影響」，對這些「丁亥份子」、「戊寅份子」、「靖平份子」啟動偵監，讓各地警察機關密集上門「查戶口」、出入境管控，對象不僅限於本人，還包括子女與旁系親屬，直到名冊上的當事人過世後，才會銷案。
反間、推波助瀾
二二八事件期間，許多特務打入群眾組織。保密局臺灣站通訊員、資深特務許德輝化名高登進，進入臺北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處委會），組織「忠義服務隊」推波助瀾；保密局基隆組組長林風（化名），奉命打入基隆的處委會擔任組織組長，而從現有資料比對，很可能就是曾就讀黃埔軍校、之後擔任第一屆國大代表的李清波。
行動偵緝、逮捕處決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最大的差別，在於白恐會用「惡法」逮捕、偵訊、審判，二二八事件卻連表面上的法治也沒有，發生大量「法外處決」，除了公開槍決，還有強迫失蹤、「密裁」（即暗殺）。
林連宗、李瑞漢等受難者家屬的口述都指出，受難者是被憲兵帶走並失蹤，之後家屬透過警總陳情，憲四團矢口否認，還強調抓人一定會穿制服、帶傳票，但在呈給蔣介石的情報中，卻特別提到「陳（儀）長官命令憲兵駐臺特高組逮捕林連宗、李瑞漢」，林正慧便說是「被真正檔案打臉」；另一位受難者王添灯，甚至可能是被憲四團長張慕陶刑訊而死。
憲兵第四團於 1947 年 3 月 11 日電文提到，憲兵特高組秘密逮捕國大代表林連宗（誤植為林連強）、參議員林桂端、李瑞峯。（資料來源：林正慧、國家檔案網）
情治機關改組、側重對內「保防」
林正慧說，幾個情治系統始終無法統一協調，1949 年蔣介石來臺後，曾經想要對複雜的中央情治系統「打掉重練」，將保密局、中訊局（即原來中統，此時改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員通訊局）、憲兵司令部整合進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直屬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但由於當年因破獲中共地下黨刊物《光明報》，發現臺灣有中共地下黨組織，兩蔣必須容忍多線情治機關分頭「肅諜」，直到 1953 年大致肅清中共地下黨後，才重新梳理情治分工。
1950 年總裁辦公室結束運作時，侍衛長俞濟時、行動委員會召集人唐縱建議，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組後仍然直屬於總統蔣介石，由蔣經國主持，對外名義則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林正慧說明，1950 年代的情治機關「多重、多線、多頭」進行，每個情治機關都同時從事對內（偵防）對外（大陸工作）等不同任務，每個工作也有許多不同情治機關處理。這些複雜多線的系統，背後就是由資料組來統御。
在 1950 年代政治偵防中，「立功」最多的就是大特務谷正文領導的保密局偵防組。谷正文以其過去豐富的「對匪鬥爭」經驗，加上保密局從戰後就打下的綿密組織系統、運用臺籍人士、情報人員發展的社會關係，接連破獲許多大案。但林正慧也提醒，保密局「豐碩」成果的背後，許多案子的真實性值得商榷：相較於其他情報機構三令五申不得刑訊逼供，保密局則濫用刑罰，造成許多冤錯假案。
1955 年時「匪諜」已大致肅清，國民黨政權重新思考情治分工，將對內政治偵防與對外「大陸工作」分開，對外由保密局改組成的國防部情報局負責，內部則形成四大保防體系：軍中歸國防部總政治部、學校與政府機關交由調查局（也就是各機關內的安全室、人二室）、民間保防由警察機關、僑民與山地等特殊保防則由保安司令部負責。
1950 年代龐大複雜的情報組織網絡（資料來源：林正慧）
林正慧指出，情治重新分工後尤其側重內部保防，原屬保密局（軍統）、調查局（中統）的菁英份子許多都被放到內部偵防工作，加上各地安排許多負責保防的安全室人員、調查員，讓整個臺灣成為被監控的單位。
特務參選洗白
有聽眾詢問，為何特務轉職常常是投入地方選舉？林正慧認為，當時（缺乏民意監督）地方議員應該比較好做，而且擔任地方議員是洗白、提升社會地位、獲取社會資源很好的途徑，也可以在政商界取得立足點，許多「洗得很乾淨」的、連任多屆的議員，很少人知道他們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曾是大特務。
「這些（人）如果沒被檢討，日後有可能又重來一遍！」林正慧感嘆，他這幾年一直在做「加害人」的研究，因為如果單純只講受害者的故事，（威權壓迫的）事實不會這麼清楚，罪責好像都籠統歸於最上層，但中間有很多不同的（層級）也需要檢討。
對於檢討加害者，林正慧強調，這些人（加害者）很多已老邁或不在人世，不太可能要他們真正出來道歉或咎責，「那也太淒涼」，但至少要讓事實被知道，而不是像現在研究者要調取檔案時，「國安局、調查局都會叫檔案局不讓你看，或是遮掩後才讓你看。」他指出，除了檔案，口述訪談也很難找到加害者，促轉會雖有訪到一些，但也不願意公佈，感嘆「只能慢慢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