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瑞典訪台國防學者:未獲國際承認的台灣,更應展現自我防衛決心
【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位於北歐的瑞典人口僅有 1000 萬左右,不及台灣一半,但其研製的「獅鷲獸」戰機及各式艦艇、飛彈卻享譽國際。從瑞典國防大學來台擔任訪問學者的 Marcel Mangold 表示,台灣與瑞典的國防發展曲線相似,同樣在冷戰後軍力下滑,但瑞典近年已積極整備,「人們從不問『要不要』,而是問『夠不夠』。」但台灣軍隊目標不清、許多政治領袖積極接受敵人說法,說發展民防就是「挑釁」、人民也對戰爭缺乏準備,甚至否定戰爭風險,「如果對方能說服你放棄抵抗,你將在不開一槍的情況下,就輸掉一場戰爭。」
Mangold 指出,關於小國威懾力的研究表明,吸引盟友和人道援助,對戰爭中的弱勢一方至關重要。而台灣面對的情況比烏克蘭、巴勒斯坦更加困難,既未得到大部分國家的承認,更是可能被中國封鎖的島嶼,因此更需展現自我防衛決心:「更明確標榜『台灣人』的特質,例如熱愛自由、民主、和平、進步等價值觀;在國防上更堅定,向潛在盟友展現你有決心、有能力在必要時為主權和自由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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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從 1814 年拿破崙戰爭後,就未參加一戰、二戰在內的歐陸戰爭,卻在 2022 年打破 200 年的中立國身份,申請加入北約(NATO)。瑞典從 2018 年開始恢復徵兵制,且擁有坦克、火砲系統、潛艦及水面艦艇、飛彈、飛機等完整的軍工產業鏈。
Marcel Mangold 是瑞典與法國混血的政治學博士,原先從事民主理論研究。在俄羅斯吞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與頓巴斯地區後,瑞典也加強國防武力,需要更多學者參與軍事研究,他也因此走上跨學科的道路。近年他來到國防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研究台灣的國防改革,以及「台灣沒有做更多準備的原因」。
以下是他接受《沃草》的專訪內容:
1. 瑞典的民族/國家認同經驗,能給台灣什麼啟發?
Mangold 認為,瑞典的國家認同主要來自「日常民族主義(Banal Naitionalism)」,沒有一套明確灌輸的愛國教育,而是人們在平凡日常中,找到對「瑞典人」身份的歸屬感,並基於自由、公正平等、實用、進步理性等共有的價值觀,願意為其團結甚至犧牲。
瑞典公民自認有機會充分參與政治、影響政府決策,這種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高度信任關係,是北歐國家共有的現象,「是戰爭中團結的重要資產,也(正面)影響捍衛國家的意願。」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2023 年的最新調查顯示,90% 的瑞典人表示願意在瑞典遭到攻擊時,參與武裝抵抗。
其他與認同、防衛相關的共同經驗,也強化了瑞典人的國家認同。Mangold 舉例,1940 年代郵購興起時,商家寄來的包裹通常會附贈一面瑞典小國旗,結果是「國旗插滿每個人的度假小屋。」
2. 如果台灣發展國土防衛隊,可以在防衛體系增加 40% 人力
「瑞典和台灣都是所謂的小國,且我們現在的國防準備比不上過去(冷戰時期)。」Mangold 坦言,瑞典並非好的參考對象,現今能緊急動員 5.6 萬人與 200 架飛機,不僅低於自身在冷戰高峰的軍力,也低於鄰國芬蘭的現況。瑞典國防在 1964 年達到頂峰,當時人口為 750 萬,較今日(1020 萬)少了 25%,但可動員 80 萬人、超過 1000 架飛機與 1500 輛各式車輛;芬蘭可以在 555 萬人口中,動員 28 萬軍人和 60 萬名預備役,且擁有 900 多個火炮系統,對俄羅斯形成有效威懾。
他務實地指出,如果缺乏盟國支援,台灣與瑞典都無法在大國攻擊下長期自衛,而瑞典已意識到自己的國防耐力不足,需要投入更多人員與裝備,總兵力預計在 2030 年增長到 10 萬人。
「如果台灣有類似國土防衛隊的概念,可以在防禦體系增加 40% 的人員,並且觸及更廣泛的人民與社會。」他指的是,今日瑞典國防系統由 2.56 萬名軍人、2.2 萬名鄉土防衛隊成員組成,後者佔國防系統的 46%,另有 5.6 萬預備役。
3. 人民準備程度越高,抵抗意願就越強!瑞典民間社會怎麼參與防衛事務?
Mangold 強調,在瑞典的「全面防禦」概念中,包括「國防」與「民防」,也包括政府、民間組織與企業,換言之,所有居民都是防禦的一部分,透過軍隊與民防的相互支援與合作、達到最大防禦效果。
台灣雖然已在 2022 年成立「全民動員防衛署」,但遠未告訴民眾如何做好準備。Mangold 舉例,瑞典向每個家庭發放民防手冊、在媒體上廣泛宣傳與辯論民防戰略,資訊達於每個公民,「如果台灣要認真因應封鎖、混合戰或入侵等不同情境,(政府)需要與公民接觸,並且把他們視為成年人來對待(不要幼體化)。」
民防是整個社會在戰爭中確保社會運作、維持平民生計,為軍隊提供後勤的能力,包括確保醫療體系、供水及食物、兒童保護等,讓人民可以持續工作、學校可以持續上學,也有能力運送傷兵。
瑞典有 18 個民防組織,包括汽車協會、飛機協會、摩托車協會、志願無線電組織、射擊運動協會等,人民根據興趣自發參與,成員共有 35 萬人(佔總人口 3.4%),如果這些民防組織成員想進一步加入國土防衛隊,需要接受至少兩週的培訓(包括武器訓練)。
Mangold 的祖母就曾參加瑞典女性防衛組織 Svenska Lottakåren(英譯:Swedish Women's Voluntary Defence Organization),以其無線電專長協助瑞典監察通訊;祖父則一直在國土防衛隊服務到 70 或 7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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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要怎麼做,才能吸引國際支援?
他指出,90% 的瑞典人願意抵抗侵略,顯示資訊越充分、人民準備程度越高、國防支出與軍隊訓練越合理,人們參與武裝抵抗的意願就越高。而即便台灣的主權表述往往曖昧不明,還是有高達 70% 台灣人願意捍衛國家,若能改善軍隊訓練、建立國土防衛(組織),可以進一步提高台灣人民團結與防衛意願,且「越能展現出足夠的決心和準備,越能吸引大國支援。」
Mangold 指出,關於小國威懾力的研究表明,吸引盟友和人道援助,對戰爭中的弱勢一方至關重要。而台灣面對的情況比烏克蘭、巴勒斯坦更加困難,既未得到大部分國家的承認,更是可能被中國封鎖的島嶼,因此更需展現自我防衛決心:「更明確標榜『台灣人』的特質,例如熱愛自由、民主、和平、進步等價值觀;在國防上更堅定,向潛在盟友展現你有決心、有能力在必要時為主權和自由而戰。」
5. 做好準備才能有效威懾!降低防衛是為侵略者「開綠燈」
當《沃草》詢問他,作為外部觀察者,認為台灣的防衛準備有何特殊之處?Mangold 則把所有嚴厲的批評都留到這部分。
他指出,台灣從 1990 年代以來國防衰退非常嚴重,根據他的研究,軍隊似乎學習程度低、裝備差、組織僵化、反對改革,許多措施出自過度理想的儀式與教條、缺乏現實連結,但「戰爭會顛覆一切理想情況」,部隊需要揚棄教條,轉而從經驗中學習與思考。
Mangold 擔憂,台灣軍隊雖從 2022 年以來有所改革,「但改革更像是落在紙面上,實踐則仍保持過去的樣貌。」現代化步兵訓練、裝備彈藥、戰技與戰術都「很糟糕」,後備動員教召也遠遠未達到合理目標。
更嚴重的是,民眾與戰爭毫無關聯、毫無準備,缺乏戰爭與民防知識,甚至否定戰爭風險存在,「中國知道,它的勝利有一半寄託於台灣人民的沈睡。」
他指出,許多台灣領袖積極接受敵人的說法,宣稱民防準備等於「挑釁」,又或「台灣無法避免戰敗、抵抗沒有意義」的投降主義論調,都是錯誤的。關於「威懾」的研究表明,若弱勢一方準備充分,更有可能威懾強勢一方,提高其發動侵略的成本與不確定性;而若弱勢一方表現軟弱,實際上是降低侵略代價,為強國「開綠燈」、邀請對方來攻擊。
他進一步認為,台灣除了在國防挹注更多經費,也可以考慮立法確保軍隊的戰力(訓練、裝備等),引入外部評量機制,甚至祭出罰則,藉以重塑國軍的組織文化。這固然會對軍隊帶來壓力,但「人民本來就有權要求國家盡責,保障共同體的安全與主權。」
他讚許台灣已經啟動民防改革,但仍然必須引入更廣泛的公民參與,由下而上造成改革壓力,讓現代化與愛台意識成為組織的核心精神,打破懷舊、僵化的國軍文化。如果無法從內部實現改革,就應該考慮招聘外國顧問、引入改革的活水,例如美國前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就建議台灣,招聘以色列退休人員來教授組織與訓練經驗。
此外,台灣也可在內政部下成立國土防衛隊(第二陸軍),與國防部進行良性競爭,刺激後者持續精進。
最後,他語重心長指出,台灣軍隊對「保衛什麼」的目標並不清楚,最新(2023)的國防報告書中「部長的話」稱國軍對「國土主權寸土不讓,民主自由堅守不退」,讓他「不確定人們要捍衛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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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瑞典軍隊目標很明確,就是捍衛瑞典的自主性,阻止任何迫使瑞典接受外部干涉、放棄自己的目標與價值觀的企圖。
「這涉及我們認識自己是誰,怎麼理解我們所愛、所珍惜、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捍衛的東西,也必須理解外部勢力如何施壓、心理戰與混合戰如何運作。」
「而在台灣,這種決心並不清楚,導致缺乏準備、失敗主義,甚至讓敵人的話語成為公共辯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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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 國土防衛隊:強調「在地組建、在地防衛」的輕武裝部隊,多數成員並非職業軍人,而是志願接受相當時數軍事訓練及組織的一般國民,通常不支薪,但可能有小額的經濟津貼,戰時可運用在地知識及人際連結,支援後勤或後備武力。包括烏克蘭、波蘭、瑞典等國均有類似組織,瑞典稱為「鄉土防衛隊(Hemvärnet)」,目前有 12 團、4 營、150 連。